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合肥模式，我们如何抄作业？

汪传虎

 

 

长鑫上市，合肥又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但这一次，人们关注的不是GDP增速，也不是城市排名，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合肥凭什么？

 

凭眼光？凭勇气？凭坚持？

 

都对。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项目本身移开，投向那些试图"复制合肥"的地方政府，就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学形易，学魂难。而那个“魂”，恰恰是一整套关于政绩观、激励观和风险观的制度哲学。

 

一、照妖镜：政绩观的真假之辨

 

合肥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经济落后区域，完全有实现高超可能性的路径。

 

这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差距，更是差距的根源。

 

很多地方学习合肥，第一反应是成立产投集团、设立产业基金、画产业链图谱。这些动作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谁都能做。但真正拷问灵魂的问题是：当项目连续亏损五年，当行业进入周期性冰点，当审计问询和舆论压力接踵而至——你还敢不敢继续加仓？

 

合肥敢。因为合肥的决策者在算的不是“本届任期内能不能退出”，而是“十年后中国需不需要这项技术”。这不是口号，而是政绩观的底层切换：从“当年见效”到“栽树乘凉”，从“账面增值”到“战略卡位”。

 

如果政绩考核的时钟刻度仍然是三到五年，那所有长期主义都是空话。合肥模式的不可复制，首先不可复制在耐心——一种敢于为十年后的产业安全、在当下忍受财务亏损的耐心。

 

二、独木桥：当干部的成就感只剩"升官"

 

有了耐心，还得有人去执行。而执行层面临的困境同样真实。

 

国资干部也是人。我们不能只谈奉献不谈回报，不能只讲觉悟不讲利益。如果干部的成就感只有“升官”这一条独木桥，那产业投资的复杂性、专业性和长期性，就注定会被行政逻辑碾压。

 

合肥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专业主义的护城河——让懂产业的人有话语权，让敢拍板的人有安全感。但这还不够。更深层的改革在于：

 

· 建立与市场对标的专业技术序列，让产业人才不必挤行政晋升的窄门；

 

· 设计“功勋时长”与风险递延挂钩的分享机制，让栽树者也能尝到后人乘凉的甜头；

 

· 用阳光下的高回报替代阴影中的小动作，让干部的注意力从“揣摩上意”转向“研判产业”。

 

当一个人的成就感既来自为国开路的荣誉，也来自亲手推动一个产业崛起的获得感时，他才会真正为那个“十年后的项目”全力以赴。

 

三、绊脚石：当“跟投”变成“跟随”

 

但这还不够。因为即便有了耐心、有了人才，如果制度本身把“防风险”置于“做成事”之上，一切仍会回到原点。

 

当前许多地方国资有一条硬性规定：必须要有社会资本先投，国资才能跟进。

 

这条规定看起来是防火墙——借用市场化机制做项目筛选，避免国资盲目出手。但在关键战略项目上，它恰恰成了最大的绊脚石。

 

为什么？三点：

 

第一，市场失灵处，恰是国资该进场时。 硬科技早期、长周期重资产、卡脖子环节——这些恰恰是社会资本天然不愿碰的领域。如果非要等社会资本先投，那等于把战略使命外包给了市场。长鑫当年若按此规则，根本不会诞生。

 

第二，永远跟投，等于放弃定义权。 社会资本的风险偏好决定了它只投"看得清"的阶段。而国资的引领作用，恰恰在于“在看不清楚时看清”。永远做跟投者，就永远在别人划定的赛道上陪跑，无法主导产业方向，无法在低谷期逆势布局。

 

第三，变相鼓励“摘桃子”而非“种树”。 这条规则会自然引导国资只投已被验证的“准成熟项目”，结果是早期无人问津、中后期哄抢抬价——不仅抬高成本，更错过了“雪中送炭”的窗口。

 

真正的引领，不是“谁先谁后”的时间顺序，而是“各司其职”的功能分工。 国资专攻“市场失灵的无人区”——定义技术路线、主导生态构建、在行业低谷期反向加仓；社会资本在国资完成技术验证和产业链搭台后，跟进规模化阶段，发挥效率优势。这是接力赛，不是先后手。

 

结语：一堂关于“政绩观”的公开课

 

合肥模式，与其说是一个产业投资的成功案例，不如说是一本关于“政绩观”的活体教材。

 

这本教材里，没有捷径，没有速成，没有花哨的口号。它用近十年的沉默与坚持，写下了最朴素的几课：

 

第一课：政绩不是“任内清零”，而是“功成不必在我”。

 

当长鑫在亏损期苦苦挣扎时，合肥的决策者本可以及时止损、保全账面，但他们选择了相信专业、相信时间。这种选择，本质上是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新定义——造福，未必在你任内开花，但必须在你任内栽种。

 

第二课：政绩不是“数据增长”，而是“能力生长”。

 

合肥最珍贵的产出，不是千亿级的产业集群，而是一支懂产业、敢担当、能成事的干部队伍，一套算大账不算小账的评价体系，一种让专业主义战胜行政惯性的治理文化。这些看不见的“能力底座”，才是区域发展最坚实的基石。

 

第三课：政绩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的示范。

 

合肥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落后不是命运的注脚，而是选择的起点。它像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差距，更是一种可能性：只要机制对、人敢为、心够定，地理上的“洼地”完全可以成为产业上的“高地”。

 

这本教材最深刻的启示，或许在于：真正的政绩观，不是教人如何“跑得更快”，而是教人为何“出发”、往哪“奔赴”。

 

当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在决策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审计会不会问”、“任期来不来得及”、“个人会不会担责”，而是“国家需不需要”、“产业缺不缺”、“十年后值不值得”——那么，那片土地便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之前。

 

而这，恰恰是所有试图复制合肥模式的人，最需要先上的一课。

 

复制合肥，不妨先问自己三个问题：

 

1.你敢不敢为一个十年后才见效的项目，承担本届任内的账面亏损和舆论压力？

 

2.你的干部队伍，除了“升官”之外，有没有第二条获得成就感和合理回报的通道？

 

3. 你的制度设计，是在为“不出错”服务，还是在为“做成事”服务？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那面照妖镜照出的底色。

 

合肥已经证明，落后不是资源的匮乏，而是思路的禁锢。但思路的解放，从来不是靠一份文件、一场会议、一次考察能完成的。它需要的是真正的“退而结网”——在制度深处，织好那三张网：耐心之网、激励之网、认知之网。

 

结网的过程，就是区域发展从“追赶”走向“引领”的过程。

 

（作者系泛华集团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