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打垒房的记忆

周争先

每次翻开记忆的篇章，总能发现生命中绚丽多彩的片刻。

上世纪60年代末70 年代初，原国家建委“一O二工程指挥部”，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建筑队伍4万余人进驻鄂西山区十堰市，承担国家三线建设项目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任务。

我有幸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

1970年3月23日晚，我们一行被一O二工程指挥部招工的54人，怀着喜悦的心情，从武昌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清晨到达丹江囗（均县），接着换乘一辆黄河牌大卡车，在长达6个小时的崎岖山路颠簸后，到达十堰市花果镇旁的一座山脚下。指挥部574团的领队指着不远的山坡说，你们就住那儿。我抬头望去，山坡上面有四排土房子，土房子背后是高高的山峰。在这重峦叠嶂的山沟里，这四排土房子就像四块黄褐色的油彩，点缀在青山翠绿间。

当时，整个十堰就是一个大工地，几十条山沟都在搞建设，从全国各地搬迁来的工厂和建设者陆续到达，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为了尽快建成二汽，指挥部要求先生产后生活，先建设车间厂房，再逐步改善住房和完善生活设施。因此，办公和生活用房因陋就简，按照大庆人的造房方法，就地取材，取土垒墙，即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一夯一夯地夯实，然后一截一截交替往上垒，垒到规定高度，架上木梁，铺上木条，在房顶上盖上油毡，一栋房子算是建成了。这种房子就叫“干打垒房”。刚进山的建设者们，无一例外地都住在这种简陋的房子里。

我们拿着行李爬上山坡，气喘地来到四栋土房子前。因前面三栋已安排早来的人员住下，管理人员只好把我们带到最后面的一栋干打垒房子前，让我们等着分配住房。这排房子有4间，每间大约20平米，我们被安排十多个人住一间。傍晚，我们每人领到一块木板拼钉的木床。单位的木工已在房子里钉了两排横木，我们将木板床搁在上面，算是有个睡觉的地方。尽管条件简陋，但比起在农村兴修水利时民工睡过的地铺，这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我们便是在这荒莽之地扎下根来。干打垒房四壁萧然，风雨不避，唯有一腔热血，与山间的松涛同鸣。晚上，大家躺在干打垒房木板床上，毫无睡意。头天坐一晚火车加上今天站了大半天汽车的劳顿，大家都不觉得累。参加三线建设的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大家睡不着，就躺在床上畅谈感想，讨论着三线建设的意义。有人说，搞好三线建设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是咱们最大的心愿。有的说，三线建设就是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为了祖国的强盛，一定要好好干，贡献青春的力量。有人说，等第二汽车制造厂建成了，咱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一腔热血，万丈豪情，在简陋的干打垒房里激荡。当时，这些都不是大话空谈，而是发自内心的表白。

三线岁月，青春无悔！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纯朴的年代，那是一个懵懵懂懂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的时代，那是一个淬火成钢的时代。干打垒房虽然简陋，却盛得下我们最纯粹的青春。我们十几个青年挤在一间干打垒房间里，床挨着床，人挨着人，却从不觉得拥挤，也不感到寂寞。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上厕所和洗澡。我们4栋干打垒房子旁边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去厕所排队。天气渐渐热了，大家干了一天活，一身臭汗，需要洗澡，但没有澡堂。无奈，我们只好等到天黑，打一桶水到背后的山坡庄稼地里洗。

在干打垒土房里，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却过得有滋有味。清晨，山间的薄雾还未散去，我们便早早起床，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后，便赶往工地。当时，我们承担着5748厂（铸造厂）的建设任务，工地上挖基坑两班倒，白天黑夜连轴转，大家从不叫苦叫累。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一天的收获与趣事。有人讲起家乡的故事，有人哼起熟悉的歌曲，欢声笑语在土房中久久回荡。

鄂西北的山，总是湿漉漉的。干打垒的房子里，也是潮湿阴敝。晴天，阳光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织出一片斑驳。雨天，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啪啦砸在油毡顶上，又从油毡的缝隙滴落下来，掉在木板床上。每到这时，大家就把脸盆、饭盒摆在床上接水。水珠滴在器具上，叮叮咚咚，像是演奏出一支欢快的乐曲。天亮了，雨停了，土墙会"出汗"，墙皮上凝着细密的水珠，摸上去湿冷柔滑，像婴儿的皮肤。这时候谁要是靠墙坐，后背准会印上一片黄土印子，大家见了就笑。有人把淋湿的衣服贴在墙上，看着衣服上的水痕慢慢变淡，心里竟有种发明创造的感觉。

干打垒房子也有温柔的时候。有回我发烧，同室的工友半夜起来，摸黑在墙上摸索——他记得老人说过，干打垒的墙"冬暖夏凉"，最凉的那块墙皮能当退烧贴。他用手掌贴着墙来回找，终于在北窗下找到片沁凉的泥面，轻轻按在我额头上。那晚我半梦半醒间，觉得那泥面像母亲的手，粗粝却温热。后来才明白，不是房子泥面温柔，是我们在彼此扶持里，把苦日子过出了温度。

当然，干打垒房里不都是“浪漫”，有时也会有惊愕。我们住的干打垒房，是四排房子的最后一排，紧挨山坡。记得那年梅雨季，有一天暴雨在夜里突然造访。山上的洪水奔流直下，将我们住的干打垒房基冲开一个小洞，汹涌的洪水很快冲进房间。瞬时，室内成了池塘，到处是飘浮的盆子鞋子等杂物。我们被惊醒后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冒雨到外面堵洞，同时将室内房门打开，让水加速流出去，直折腾到天亮，才将室内洪水排出。第二天，大家照常上班，谁也没有怨言，仿佛昨晚没有发生什么事。

第二年，我们转移到新工地。临走时，我特意摸了摸住了一年的干打垒土墙。泥层里嵌着颗生锈的铁钉，那是悬挂毛主席像时钉的；墙角有块颜色略深的印记，是夏天那晚淹水的痕迹；还有墙根处，留着我们用树枝刻下的“正”字，一个接着一个，那是我们加班的记录。我走出门时忍不住回头，看见阳光斜斜地照在墙上，那些投下的阴影，竟像极了我们老家土房子上的花纹，鼻子突然就酸了——原来我们早把他乡的泥土，焐成了心里的故乡。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记忆恍如昨日。

如今，我们离开了十堰山沟，走进了省城武汉，住进了高楼大厦。几十年来，每当我经过十堰，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看见崛起的现代化汽车城，总会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花果镇山坡上的那些干打垒房，那些挤在一起的伙伴，那些房顶漏雨的夜晚，那些为理想奋斗的日日夜夜。这些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作者系湖北省省直机关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