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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是具有“个性”的主体,能够反映消费者更深层的心理需求;物品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具有“真正的表达能力”,甚至被赋予“灵魂”

发布时间:2026-11-21 08:46 来源:本站原创

核心摘要:在维也纳的贝格巷,弗洛伊德的居所与一处精神分析诊所隔着一条街。1930年代初,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犹太人就在那条街上的心理经济研究所工作,参与关于维也纳人饮奶习惯的深度访谈项目。他第一次接触到深度访谈这种方法:不直接问“你为什么买”,而是让受访者在自由叙述、联想与投射中,说出理性话语背后那个连自己...

 

商品是具有“个性”的主体,能够反映消费者更深层的心理需求;物品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具有“真正的表达能力”,甚至被赋予“灵魂”

谭风华

 

在维也纳的贝格巷,弗洛伊德的居所与一处精神分析诊所隔着一条街。1930年代初,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犹太人就在那条街上的心理经济研究所工作,参与关于维也纳人饮奶习惯的深度访谈项目。他第一次接触到深度访谈这种方法:不直接问“你为什么买”,而是让受访者在自由叙述、联想与投射中,说出理性话语背后那个连自己都不清楚的动机。这个年轻人就是欧内斯特·迪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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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与钢琴家海蒂·朗费尔德结婚;1937年,他在研究所被逮捕并审问四周,获释后发现自己的名字已被列入颠覆分子名单。作为犹太人又有“颠覆”记录,他在维也纳几乎不可能找到工作。夫妇二人先逃往巴黎,迪希特在那里做售货员——追随父亲的脚步——但很快意识到法国对犹太家庭同样危险。1938年,他们永久离开欧洲,抵达纽约。

这段流亡经历是理解迪希特全部思想的底色。他是一个在旧大陆经历过压抑、偏见与政治迫害的人,到了新大陆之后,他把消费热情理解为一种解放:物质丰裕不仅解决匮乏,也治愈心理上的罪恶感与压抑;购买行为不仅满足需要,也确认个体的自我实现与自由。1950年代的美国,被商品拜物教的丰盛包裹;迪希特向消费者提供了道德许可,让他们拥抱性与消费,并锻造出一种“企业享乐主义”——他相信这种享乐主义能让人对危险的极权思想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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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迪希特到美国后不久,开始为广告商工作。他接手的第一项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作,是采访美国普通大众对肥皂的看法。这个选题看似琐碎,却成为动机研究基本前提的诞生现场。

古典经济学把消费者设想为理性计算者:偏好既定,效用可比,价格与收入决定购买。市场调查在迪希特之前也主要是统计性的:问卷、频率、交叉表。迪希特带来的是另一种假设:人们说出口的购买理由,往往只是理性化的表层;真正驱动购买的,是未被意识到的、古老的动机复合体。物品在他这里不是一个中性的功能载体,而是一个承载欲望、焦虑与认同的符号。

齐姆斯(Dirk Ziems)2004年在《广告研究杂志》上回顾迪希特时指出,迪希特的核心命题是:理性动机只是无意识的、古老动机复合体的遮盖;日常物品与产品是代表基本欲望的符号。他在皮草调研中给出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式解释:史前时代男性把皮草作为狩猎战利品带回家,以此证明自己的技能与力量;现代文明中真正的狩猎消失了,但男人通过为皮草支付高价,仍然证明自己的 potency——财务权力。皮草的等级排序因此映射男性权力的层级:文员妻子穿羔皮,郊区主妇配海狸,貂皮居于顶端,象征更高的成功与老练。

1939年早期汽车市场研究则显示,汽车传记与人的个人传记平行展开: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汽车象征新的开端与解放——“只要开出去,去哪里都行,去加拿大也行”;白日梦围绕速度、潜能与力量;汽车也是向异性展示自己的仪式。三十五岁以后,价值重心转向实用性与安全,因为汽车要处理日常负担、保障家庭福祉;白日梦被压抑,有时只剩下对敞篷车的模糊渴望——它代表“情妇”的秘密欲望。

这些解释在今天的消费者研究中已是常识:品牌个性、产品隐喻、生命周期与购买动机。但在1930年代末,把一台车、一件皮草、一块肥皂当作有传记、有无意识的存在来读,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迁移。迪希特把诊所里的谈话技术搬到市场上:深度访谈、自由联想、投射测验、白日梦收集。物品由此获得了“个性”——消费者把人格、家庭关系、性别角色与自我理想投射到产品之上;物品也由此获得了“灵魂”——它不再只是功能的集合,而成为人与欲望之间的中介。

需要同时指出迪希特的理论分量边界。研究者普遍承认,他不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伯杰(Arthur Asa Berger)在《欲望的技术员》中评价道,迪希特在流行心理学和营销术语的“鸡尾酒”里,加入了一点弗洛伊德主义。他的符号解释常常是启发式的、直觉性的,缺乏严格的临床证据。齐姆斯的形态心理学传统在后来试图为迪希特式的无意识动机提供更系统的理论背景:产品与品牌不只是服务功能,它们在通常无意识的层面上调节、协商一个更根本的心理冲突;实用价值常被用作购买的理性化,象征价值则表达更深的动机。这条谱系说明,迪希特真正的贡献不在理论原创,而在于把精神分析的目光制度化地引向了商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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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要理解迪希特从哪里来,需要先回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模型把心灵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本我是被压抑的本能冲动,自我在现实原则下调节本我与外部世界,超我则内化了社会道德与禁忌。人的行为因此被意识与无意识共同驱动;被压抑的欲望通过替代物、症状、梦境与象征性满足获得出路。广告与商品在这套模型里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位置:商品可以成为欲望的替代物,成为自我与超我之间谈判的场所。

伯杰在梳理迪希特的方法时指出,动机研究从弗洛伊德心理学借用了至少两个核心前提:人的真实动机是隐藏的;这些动机可以通过谈话与自由联想被引出。迪希特反复强调,营销者常常错误地假设人是理性的,而忽视了心灵中那些通常深埋于无意识领域的非理性元素。在他看来,分析人们拥有的物品,是理解他们及其行为的手段。

汉语学界后来对这一迁移有清晰的梳理。蔡立媛与詹沐清指出,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分为显性与隐性:隐性动机不被自己察觉,却比显性动机更强烈;消费者把自我投射到商品与劳务中,购买的物品成为人格的延伸——汽车是社会地位的延伸,红茶是柔弱女子的延伸,服装是气质与品位的延伸。投射技术是动机研究的方法核心:词语联想、主题统觉测验、购物表法、看图说话,让受访者把隐藏的需要、期望、动机与情绪投射到模糊刺激之上。因为刺激是多义的,受访者对直接询问的防御被降低;他表面上在描述他人或物品,实际上在影射自己。

迪希特与弗洛伊德之间还有一条必须划清的界线。弗洛伊德的临床目的是让无意识进入意识,帮助患者获得自我理解;动机研究的目的恰恰相反——它理解无意识,是为了让产品与广告更好地匹配无意识,让消费者在不被说服的状态下被说服。精神分析以解放为旨归,动机研究以销售为旨归。同一套关于无意识的知识,在诊所里是治疗的工具,在市场上是影响的工具。这一转向,正是后来所有广告心理学争议的根源。

人本主义心理学为迪希特提供了另一块理论资源。马斯洛1954年出版《动机与人格》,把需要由低到高分为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自我实现是人格完满的最高层级。汉语学界对马斯洛在广告中的应用已有系统梳理:生理与安全需要对应食物、房产、保险、汽车;爱与归属对应情感诉求;尊重需要对应地位与声望;自我实现需要则对应超越产品本身的精神理念与生活状态。李慧燕在2015年的文章中还指出一个趋势:当代广告越来越把低层次需要用高层次形式展现,精神成分附加在物质产品之上。

迪希特1964年的《消费者动机手册》几乎就是这套层级论的市场版本:带领读者从低层次的食物与住所开始,上升到“更高层次”,包括艺术、爱国主义与机械设备;它反映了一种个人发展观——从“物质的人”走向“思想的人”。把消费纳入自我实现的层级,是迪希特最有影响力也最受争议的理论动作:它让购买行为不再是单纯的索取,而成为人格成长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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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57年,记者万斯·帕卡德出版《隐形的说客》,把矛头指向迪希特与动机研究这一新兴行业。帕卡德的指控框架是:广告商借助科学式的狡黠与弗洛伊德巫术,操纵消费者的情感,诱导出全国性的自我放纵;动机研究者布置的世界,令人联想到乔治·奥威尔与他的老大哥。

这本书成为1950年代文化批评的标志性文本。它的影响力建立在一个时代心理之上:战后美国一边享受丰裕,一边对广告、电视、郊区与信用卡带来的社会变迁怀有不安。加尔布雷思1958年《富裕社会》提供了另一组对照:他描述一个经济分裂却过于自私而不愿关怀公共领域的国家;“依赖效应”指出,欲望是被生产它的机制制造出来的——商品先被造出来,再通过广告制造对它的需求。

1963年,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加入对迪希特的指控。该书目录中赫然列有“性的推销”(The Sexual Sell)一章,直指广告与动机研究如何利用女性在家庭事务上的不安全感,把她们留在厨房里。弗里丹处理的正是战后最核心的性别议题:战争期间女性进入工厂填补空缺,战后被推回家庭;家用设备、超市、广告与女性杂志共同重塑了“女性气质”,把独立的职业女性理想替换为满足于家务与消费的主妇形象。

这里有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历史细节:帕卡德对迪希特黑暗权力的戏剧化评估,反而给他带来了大量新生意。争议成为最好的广告。动机研究在1950–60年代的美国广告业、品牌战略与消费者调研中迅速制度化:焦点小组、深度访谈、品牌个性、情感定位、生命周期动机,这些今天营销学的标准构件,都与迪希特的早期实践有关。据《纽约时报》1998年的一篇文章回顾,迪希特“是第一个创造‘焦点小组’这一术语的人,也是强调形象与说服在广告中重要性的人”。

法语与英语学界后来对这一时期广告史有更细致的重建。斯图尔特·伊文在《意识的船长》中指出,1920–30年代美国广告工业就已承担起把大众从传统生产者改造为现代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功能;罗兰·马钱德在《广告中的美国梦》中分析广告如何生产“普通人”的生活理想与家庭秩序;莉萨白·科恩在《消费者共和国》中则从政治史角度论证,战后美国如何把消费塑造为公民身份与公民责任的形式——“好消费者”成为“好公民”的同义语。迪希特处在这条历史线索的中段:他不是操纵技术的发明者,而是把这套技术心理化、人格化、正当化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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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60年,迪希特出版《欲望策略》,正面回应批评者。这本书的目录本身即是一份宣言:从“行为的面具”到“动机的发现”,从“人类情感的测量”到“物的灵魂”,再到“冲突时代的战略”“选择的痛苦”“美好生活的‘负担’”。全书的结构透露出迪希特的野心:他要为消费行为提供一套完整的心理哲学,而非仅仅为广告业提供技术手册。

第一层是成长的定义。他写道:“人生的成长可以被理解为,我们接触到的事物种类越来越多,以及我们与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渴望拥有物品,并不轻浮,因为它关乎自我实现。这里的逻辑是:自我不是封闭的内在实体,而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不断展开的;接触的物越多样,联结越深,人格越丰富。消费因此成为成长的证据,而非成长的反面。

第二层是心理治疗的类比。市场研究人员类似于心理治疗师,教导人们“忘记原罪的罪恶”。这一比喻的背景是新教伦理与维多利亚道德:节俭、克制、为未来牺牲被视为美德,而欲望、享乐、即时满足被视为道德亏欠。迪希特把这套心理负担重新解释为需要被治疗的压抑;购买行为则成为解除压抑、肯定自我的方式。个人发展的话语取代了宗教的罪感话语,消费成为世俗化的救赎。

第三层是丰裕与自我实现的结合。迪希特把大量财富看作人类解放的途径之一:物质丰裕解除了生存对人的束缚,使人得以转向艺术、思考与关系。这与启蒙运动对理性与进步的信念相通,也与当时最新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衔接——自我实现不是少数天才的特权,而是普通人通过消费与生活方式逐步抵达的状态。

这三层论证共同回答了1950年代消费主义的道德难题:为什么普通人在满足“紧迫和必要的需求”之外购买更多?迪希特的回答是:因为购买是成长、疗愈与自我实现的环节;因为物品是工具而非暴君;因为消费关系是人格展开的一部分。

需要强调,迪希特并非主张“现在花钱,以后担心”的新享乐主义。他的新享乐主义是乐观而有规划的:对闲暇的期待会鼓励人们提前计划并存钱——美国的储蓄实践正是证明。消费热情与长期储蓄并不矛盾:人们为了未来的享受而现在储蓄,为了购买更好的物品而现在规划。这一调和使他的理论区别于纯粹的挥霍主张,也区别于古典节俭伦理:他既反对“匮乏才是美德”,也不赞成“透支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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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动机研究在冷战高峰期获得了一层特殊的政治意义。

1960年,迪希特写道:“我们正处于一场无声的战争之中,外部的敌人是俄罗斯,内部的敌人则是我们陈旧的思维观念。”这句话把消费选择直接编入冷战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被刻画为匮乏、压抑、集体化的体系;美国的购物自由则成为民主制度最可见的日常证据。

他进一步论证:如果批评者如愿以偿,把消费缩减到只够满足紧迫和必要需求的地步,不仅经济会“真的一夜之间崩溃”,还会削弱美国人的精神。他说:“积极人生观的真正捍卫者,繁荣以及民主的真正推销员,正是那些捍卫购买新车、新房或新收音机权利的个人。”

这一论证的结构在战后西方广泛存在。科恩的“消费者共和国”研究指出,战后美国通过住房抵押贷款、高速公路、郊区规划与品牌消费,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塑造成民主优越性的展示窗口;冰箱、汽车、电视机既是商品,也是冷战宣传品。西欧的基督教民主派分享了同一逻辑:商品与家用电器被当作克服“与共产主义有关的物质主义”的方式——这里的“物质主义”语义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倒转:在共产主义话语中,资本主义的罪责是唯物质主义;在基督教民主话语中,家庭电器与舒适生活反而是抵御共产主义的精神防线。两种立场都把消费与意识形态绑定,只是方向相反。

迪希特把这一逻辑推进到心理层面:极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是政治制度,更是一种人格状态——压抑、顺从、缺乏自我发展;而消费社会提供的物品选择、欲望表达与自我实现,被认为能培育一种免疫于极权的人格。这套“企业享乐主义”相信:满足日常欲望的人,不容易被极端意识形态动员。这一判断当然可以被质疑——消费人格同样可能是顺从的、碎片化的、缺乏公共关怀的;但它在1950–6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是一种真诚的政治心理学主张,而非单纯的广告话术。

从今天回望,冷战消费叙事的遗产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确实把自由的内涵扩展到了日常生活:选择商品的权利被视为公民自由的延伸,消费空间成为个体表达的场所。另一方面,它也把“自由”窄化为购买选择:政治自由、公共参与与社会平等,被替换为货架上的选项;“消费者”身份遮蔽了“公民”身份。伊文、马钱德与科恩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这一替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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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女性主义批评是理解动机研究局限最锋利的切口。

战后广告的主要受众之一是家庭主妇。迪希特式的动机研究为家务提供了一套心理叙事:洗衣、烹饪、清洁、装饰,不只是劳动,而是女性自我表达、家庭温情与人格完成的途径。冰箱、洗衣机、吸尘器、不粘锅、方便食品被广告呈现为解放女性的工具——把她们从繁重家务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时间。但弗里丹指出,这套解放叙事在实际效果上把女性留在了家庭:设备减轻了具体劳动,却没有改变家务作为女性专属责任的结构;广告利用主妇对家庭胜任感的不安全感,把焦虑转化为持续购买新产品的动力。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专门讨论了“家庭主妇的舒适集中营”这一概念,把战后郊区家庭生活描述为一种温和的、以消费为媒介的幽禁。

汉语传播学界对广告中的性别机制有持续讨论。女性杂志、厨房广告与家庭叙事共同维持一种“传统女性气质”:温柔、顾家、以家庭为中心、通过操持家庭获得价值。动机研究的深度访谈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被用来探测女性对清洁、美观、家庭和谐的深层焦虑,再把焦虑翻译为产品诉求。物品在这里确实获得了“个性”,但这个个性往往是性别化的:厨房用品承担家庭温情,化妆品承担外貌焦虑,家用电器承担主妇身份。

齐姆斯在研究中给出的纸巾案例,可以作为这种性别—家庭叙事的微观样本:纸巾的功能承诺是吸水与结实,但符号层面它被赋予一种“魔法潜能”,可以实际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小意外——孩子碰翻的一杯果汁,“擦掉就走”,麻烦仿佛从未发生。纸巾由此帮助人们假装家庭日常冲突没有发生;广告中的母子画面把这种和谐核心与家庭秩序绑定。在这类叙事里,物品承担的不是个人自我实现,而是家庭关系的修复与维持。

需要公平地指出迪希特思想中并非全无解放潜能。他对女性欲望、性表达与个人选择的肯定,在保守的1950年代语境里有松动旧道德的一面;他的人本主义框架原则上可以容纳女性走出家庭、实现职业与自我。但动机研究的商业方向决定了它实际服务的对象:广告主需要的是稳定的家庭主妇市场,而非改变性别结构的女性公民。于是思想中的开放可能性,被收编进了家务美化与家庭消费的现实框架。这正是伯明翰学派所说的“收编”逻辑:边缘的、批判的符号被商品体系吸纳,改造为新的消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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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材料显示,迪希特并不是社会秩序的简单捍卫者。与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的思路相近,他认为丰裕的扩散会减缓人们追求地位的竞争。

这里涉及两种社会比较。“外在攀比”通过他人承认与等级排序获得自我价值:名牌、豪宅、汽车型号,都是与他人比较的符号;这种比较是零和的——有人向上,就有人相对向下,竞争不会因整体富裕而消失。“内在攀比”则指向自我的成长与实现:提前退休、自己烤面包、设计独特的服装与室内装饰,比较的对象是昨天的自己,是个人潜能的展开。迪希特设想,当物质丰裕在社会层面扩散,人们会把更多精力从外在地位竞争转向内在生活建设;通过与事物建立愉快的关系,人们把物品变成“我们的工具”,并“从它们的暴政中解放出来”。

这一设想与赫希在《增长的社会限制》中后来分析的“位置商品”形成有趣对照。赫希指出,有些物品的价值本质上依赖稀缺与比较:地位、学历、通勤时间、清洁环境,供给增长不增加其社会价值。迪希特的乐观在于假设丰裕会自动把比较从位置物品转向非位置活动;赫希等批评者则指出,地位竞争会不断寻找新的位置物品,丰裕本身并不自动消解攀比。

迪希特关于“物品暴政”的表述也值得细读。他说物品成为工具之后,人从物品的暴政中解放;这与鲍德里亚后来的判断形成张力。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消费的对象不是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消费者通过物品寻找在秩序中的位置,物品的差异编码取代了传统阶级的边界;表面上是消费者在选择物品,实际上是符号体系在主宰消费者。迪希特设想的“与物建立愉快关系、物品成为工具”,在鲍德里亚看来可能是一种更深的奴役:人被物品体系定义,却误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

汉语学界对这一张力有持续讨论。孔明安梳理了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的理论转变;罗钢、王中忱主编的《消费文化读本》汇集了凡勃伦、齐美尔、鲍德里亚、坎贝尔等经典文本;周宪等从视觉文化角度分析广告、时尚与身体的符号区隔。这些研究共同表明:迪希特的人本主义消费观是现代消费文化的一种自我表述,而符号批判理论是对这种自我表述的解剖。两者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而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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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英语学界对迪希特与动机研究的处理,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同时代批评。帕卡德《隐形的说客》(1957)与《地位追求者》记录了广告操纵与炫耀性消费的社会后果;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1958)从经济学角度揭示欲望的被制造;弗里丹《女性的奥秘》(1963)从性别角度拆解家庭消费叙事。这一阶段的写作带着公共批评的紧迫感,把动机研究视为需要被公众监督的新兴权力。

第二阶段是广告史与文化工业研究。伊文《意识的船长》(1976)追溯广告工业如何在世纪之交塑造大众消费者;马钱德《广告中的美国梦》(1985)分析广告中的家庭理想、性别角色与社会神话;威廉斯把广告称为“魔法系统”;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的文化工业批判,则为“标准化产品—被动消费者”的框架提供了哲学基础。

第三阶段是消费文化史的综合。科恩《消费者共和国》(2003)把消费置于公民身份、政治联盟与战后社会结构中考察;特伦特曼《物的帝国》(2016)以长时段视角梳理消费主义如何成为一套基础设施;坎贝尔《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1987)提出一个重要修正:现代消费欲望并不完全由外部广告制造,它与浪漫主义的自我想象、情感渴望及延迟满足中的幻想密切相关。坎贝尔的论点在消费研究领域具有范式意义:他揭示出现代消费主义的内在动力并非单纯的“被操纵”,而是植根于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对想象性愉悦的持续追寻。这一修正部分平衡了“隐藏的说客”模型——消费者并非纯粹被动,欲望有其文化与心理的内在来源。

第四阶段是心理学与营销学的回顾。齐姆斯(2004)从形态心理学角度重估迪希特的无意识动机研究,指出其在当代营销学中被遗忘的理论价值;施瓦茨科普夫与格里斯主编的《欧内斯特·迪希特与动机研究》(2010)则从历史学视角重新定位迪希特,将其置于从消费者民族志到神经营销的更长谱系中加以考察。伯杰(2016)在《欲望的技术员》中既承认迪希特的历史重要性,也保持批判距离,指出迪希特本人曾真诚地相信动机研究可以被用于“社会建设性目标”,例如对抗种族主义与反犹主义。这一细节提示我们:迪希特的自我理解与后世对他的定位之间存在值得认真对待的落差。

汉语研究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

第一条是广告心理学与传播研究。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系统梳理传播活动中的认知、情感与动机机制;马斯洛需要层次论被广泛应用于广告创意分析;潜意识广告研究把弗洛伊德、荣格与弗洛姆的潜意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广告诉求策略——个体潜意识对应性本能与阈下刺激,集体潜意识对应原型与人格面具,社会潜意识对应禁忌、语言与逻辑机制。何静等对广告“拜物情结”的讨论,则把消费心理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衔接起来。

第二条是消费社会与符号批判。鲍德里亚理论通过译介成为汉语学界消费批判的核心框架:物品从功能性使用转向符号性差异,消费活动成为彰显个性与再生产社会等级的主要途径;身体、时尚与审美都被纳入消费逻辑。李恩来、戴欣言把这一转变称为“消费政治经济学”的生成:资本主义控制重心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生产者进入消费行为链,消费者身份被固定在符号秩序中。晏扩明、葛瑶进一步梳理鲍德里亚从象征交换到晚期符号世界的理论演变。

第三条是本土消费现象研究。国内学者围绕城市青年消费、奢侈品购买意愿、社交媒体影响、网络购物冲动等议题展开实证与心理动力学分析;Z世代研究把个性独立、品质追求、社会责任与审美趋势纳入购买动机框架。这些研究表明,动机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同样存在:消费者认同感、归属感、成就感与自我实现持续参与购买决策,而算法与社交媒体又为欲望制造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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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献可以看到三个持续争论的问题。

其一,操纵与能动。“隐藏的说客”模型高估了消费者的被动性;文化研究与日常实践理论(德·塞托、费斯克)强调消费者对商品意义的再解读与再创造。坎贝尔的浪漫伦理模型则从另一个方向提出挑战:如果消费欲望本身就植根于主体自身的幻想结构,那么“操纵”与“自主”的二分法是否足够描述消费行为的心理复杂性?动机研究的启发式解释既可能是洞察,也可能是投射——访谈者把自己的心理学理论读进受访者的叙述。

其二,自我实现与被制造的欲望。人本主义话语把消费提升为自我实现,但自我实现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成为自己”的模板由品牌与广告提供,这种实现是否仍然自主?马斯洛式需求层级在市场中被转译为“消费阶梯”,高层需要是否也可以被商品满足,至今没有共识。

其三,个人解放与社会结构。迪希特设想丰裕扩散会缓解地位竞争;女性主义与符号批判则指出,消费并不能改变性别结构、阶级不平等与位置商品的稀缺。个人通过物品获得的自我完成,与集体层面的结构变革,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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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迪希特去世于1991年,恰逢消费社会从大众广告时代进入数字平台时代。他不会看到算法推荐、用户画像、行为数据与个性化营销,但动机研究的核心逻辑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以更精密的形式延续。

今天的“动机”不再主要来自深度访谈与投射测验,而来自行为痕迹:点击、停留、复购、浏览路径、社交关系与情感反应。品牌个性仍是营销的基本构件;情感诉求仍是广告的主要策略;产品象征意义仍被系统性地设计与维护。齐姆斯所说的“单一核心感受”与“情感价值”,在数字营销中对应为品牌调性、用户画像与情绪标签。施瓦茨科普夫与格里斯将这一延续称为从“动机研究”到“消费者民族志”再到“神经营销”与“生命权力”的谱系转换:技术手段变了,但把消费者的内在生活作为可测量、可预测、可治理对象的那套认识论装置,其基本架构并未改变。

与此同时,旧的争议以新的强度回归。当平台比消费者更了解其无意识偏好,“隐藏的说客”从模糊的心理占卜变成可计算的预测模型;当自我实现被翻译为个性化推荐,个人选择与算法塑造之间的边界变得难以辨认;当消费被视为繁荣与民主的日常证明,消费的环境代价、债务负担与精神代价却被公共话语推迟讨论。

重估迪希特,不需要把他神化或妖魔化。他是一个诚实的时代记录者:他看到了战后丰裕社会中人的欲望、焦虑与自我理想如何被商品吸收;他把诊所里关于“人如何被无意识驱动”的知识搬到市场,这一迁移既有解放的侧面——解除旧道德对欲望的压抑,承认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权利,也有支配的侧面——把自我发展的语言借给了商业体系,让消费成为新的社会黏合剂。

真正值得保留的,是他问题的形式而非他的答案:物品如何承载人格?购买行为如何参与自我建构?欲望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的?这些问题在1950年代是广告业的专业问题,在今天是消费者教育、品牌伦理、平台治理与可持续消费的共同问题。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消费本身,而是把一切自我实现都兑换成购买、把一切自由都兑换成选择商品的那种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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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维也纳那条街。一个年轻人从诊所走向市场,把人对物品的依恋当作值得认真研究的事。他相信物品可以有个性、有表达能力,甚至有灵魂;他相信渴望拥有并不轻浮,而关乎一个人的成长;他相信购物的权利可以与民主、繁荣与积极人生联系在一起。

这些想法在1950年代既是新的,也是危险的。新,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把消费者的无意识纳入商业;危险,因为它把自我实现的最高话语借给了商品体系。帕卡德看到了危险的一面,弗里丹看到了性别结构的一面,鲍德里亚看到了符号暴政的一面;而迪希特自己留下的另一面——内在攀比、物品作为工具、消费与储蓄的调和——则常被忽略。

八十年后,肥皂早已不只是肥皂:它是家庭温情的符号,是自我洁净的隐喻,是广告、品牌与数据共同建构的心理对象。物品的灵魂没有消散,只是被写进了算法。那个在诊所对街聆听人们讲述白日梦的人,大概会认出今天货架与屏幕上的一切;而他是否会把这套新的动机体系称为解放,也许连他自己也无法确定。在欲望与物品之间,在自由与操纵之间,那条贝格巷的街道依然存在——只是街两边的建筑,如今一间是数据中心,另一间是品牌体验店。

 

(作者系中国中铁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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