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建设网讯 （通讯员 顾大松 李敦敦）路侧停车欠费几块钱，却要被处以数百元罚款，这一曾经在不少城市实施的管理措施，先后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视野。

一次是针对北京停车条例：没有完全取消罚款，只是补上催缴环节、调整罚款上下限；另一次针对某经济特区条例，则直接明确，合法停车只是不交停车费，不适合设置行政处罚。

同样是处理“停车不缴费”，两份审查意见结论差别很大。背后不是简单的罚多罚少问题，而是地方立法路径、收费属性、法律关系定位带来的制度差异。读懂这两起典型案例，也能给各地城市停车管理、行业运营带来现实启示。

北京案例：罚款制度保留，但程序和处罚力度要改

早些年，北京《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曾规定，停车人不缴纳道路停车费，管理部门可以一边催缴，一边直接处以200元罚款。这一条款曾引发争议：有的欠费仅仅1元，就要面对200元处罚，不少人提出质疑。

2020年，有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审查建议，指出这套规则存在三处现实问题：第一，不能不问原因就处罚。车主没缴费，有可能是系统故障、支付失败、操作失误，不一定是主观故意，直接处罚不符合有错才罚的基本要求。第二，罚的和欠费差距太大，明显失衡。几块钱的欠费，直接罚200元，超出必要限度，完全可以用滞纳金等方式处理欠费，没必要直接动用行政处罚。第三，缺少前置告知流程。车主还没收到催缴通知就被处罚，属于先罚后告知。

经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认可上述问题，指出原有条款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也不符合行政处罚程序相关规定，建议北京调整罚款额度与处置程序。

随后北京对条例作出修改：必须经过两次催缴仍然拒不缴费，才可以处以100-500元罚款。

这次审查并没有否定用罚款来追缴停车欠费的做法，属于“方向认可，细节纠错”。之所以能够保留处罚手段，核心在于北京的立法模式。

国家层面目前还没有专门统一的机动车停车法律。北京出台专门的机动车停车地方性法规，属于综合性地方立法，立法目的聚焦城市机动车停车治理、调节停车需求、规范停车秩序，并不依附于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体系。同时，法规明确道路停车收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在这套制度框架下，地方有空间创设配套管理处罚，全国人大也认可这套改革的整体思路，只要求优化程序、合理设置罚款区间，给全国其他城市的停车制度改革留下参考样本。

特区案例：合法停车欠缴费用，不该动用行政处罚

另一桩备案审查案例，针对某经济特区条例，其中规定，在划定泊位内停车，不缴停车费直接罚款 200 元。公民提交审查建议，提出：车辆在泊位正常停放，没有扰乱交通秩序，仅仅欠缴费用不该按交通违法处罚；罚款数额失衡，同时缺少催告催缴的前置流程，甚至质疑该条款超出特区立法权限。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开展调研、多方比对各地做法后给出审查意见：

1. 缺少上位法支撑。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对道路停车收费作出规定，也没有把 “泊位内停车不交停车费” 列为交通违法行为，自然不能以此为基础设置行政处罚。

2. 分清行为性质。车辆停进正规泊位，属于合法停车，没有干扰通行；不缴费本质上只是拖欠费用，并不是破坏交通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

3. 原则层面不支持设置罚款。针对这类欠费要不要罚款，原则上应当交由法律、行政法规来定，地方不宜自行设定行政处罚。

和北京案例结果不同，根源在于立法的依附关系，以及停车收费本身的属性。

这份特区条例，是落实《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配套法规。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则：上位法没有规定某一类行为要处罚，实施该法律的下位法规，就不能自行新增行政处罚。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关键区别：北京将路侧停车收费明确定位政府非税收入；而该特区虽然由国有平台公司收取停车费，但收费属于经营性收费。车主和收费方本质上属于民事欠款关系。行政处罚是用来维护公共行政管理秩序的，不能拿来替经营主体追讨欠款。就算经济特区拥有一定立法变通权，也不能违背行政处罚的底层法理。

深圳的现实困境：取消罚款之后，又想重新尝试

深圳很早就推行过路侧停车欠费罚款制度，此前政府规章规定，没有正常启动缴费流程，罚款500元。这套制度配合地磁设备，曾经让停车缴费率维持在较好水平。

但这套规章，同样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的配套实施文件，会面临和前述特区条例一样的法理难题。在全国人大备案审查调研阶段，深圳提前预判到制度风险，2024年主动修法，直接删掉了500元罚款条款。

可难题随之而来：深圳的路侧停车使用费，定性是政府非税收入，不能走普通民事诉讼去追讨欠费。取消罚款之后，制度上仅剩下“拒绝欠费用户再使用路边泊位”这一项约束手段。现实当中这项措施约束力很弱，直接带来欠费激增、国有收益流失，路侧停车管理秩序受到冲击。

为此，2026年初深圳公开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计划重新引入行政处罚：由交通部门按月催缴，逾期不补缴先责令限期补缴，再视情节处100元，严重的最高罚500元。当地部门提出，这是依据地方政府规章的处罚设定权限来设计。

这就把深圳推到两难处境：一方面，深圳停车收费属性和北京一致，可以借鉴北京改革经验；另一方面，这份政府规章又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配套实施文件，按照特区条例的审查逻辑，上位法没有把停车欠费列为违法行为，地方能否新增罚款，存在很大争议。这份修改方案能不能落地，能不能通过后续备案审查，还有待观察。

跳出罚款思维：停车欠费治理要回归城市社会治理

对比两次全国人大备案审查，能梳理出一条清晰逻辑：同样是对停车欠费设置罚款，最终是否被认可，不看罚款数额高低，关键看地方走的是哪一套立法路径。

如果是专门出台综合性停车地方法规，把路侧停车收费确立为政府非税收入，那么可以保留处罚，但要完善催缴前置程序、控制处罚幅度；如果只是作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配套法规、规章，那么上位法没有相关规定，就不宜自行增设针对停车欠费的行政处罚。

把视角放大到全国更多城市，现实约束会更加突出：很多市县没有条件出台专门的停车专项地方性法规；同时大量城市把路侧停车经营权对外转让，停车收入变成企业经营性收入。这两种现实条件叠加，靠行政处罚追缴欠费这条路，适用范围正在变得越来越窄。

过去不少城市寄希望于“立法+罚款”，用处罚威慑倒逼市民缴费。但从备案审查释放的信号来看，这套模式并不能简单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审查意见中也点明，停车管理属于城市治理、社会治理范畴。这提示各地：不能只盯着处罚手段。当行政处罚的制度空间被压缩，提升停车缴费率的出路，不在于一味加重惩戒，而转向精细化社会治理：把收费规则讲清楚，优化缴费渠道，完善异议申诉机制，提升市民对停车收费制度的认同，从源头减少欠费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