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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图书馆之名人轶事
王秋和
今日刊发的是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系列故事第二篇。
①校回来的文化人
版本图书馆研究室的业务并不是图书版本研究的目录学或校勘学的机构，而是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审读即将正式出版的最新图书。这个研究室是“文革”特殊时期成立的一个只存活了7年左右的机构，却是名声在外，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回声和印记。
说到这个研究室，不能不提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这个运动一开始便声势浩大，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仅使中国文化遭受到一场空前浩劫，还使很多文化人遭到一场前所未有的磨难与痛苦。文化部系统很多老干部首当其冲被打倒，甚至有人死于非命。更多的文化人被下放到外地，其中大部分去了湖北省咸宁“五七干校”一干就是六七年。
我到研究室时，五七干校还存在，版本图书馆每年还要推荐一个人去干校工作学习一年，好似若干年之后的党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七干校才悄悄地撤了，直至销声匿迹。
历史上震惊中外的9.13事件使那位副统帅折戟沉沙，不久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和文化名人们处境开始有所好转。有些人陆续被平反，有些人即使没做出最后结论，仍然被允许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这些人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有文化的老同志，有的人曾经出生入死，也有人被抓进日本鬼子或国民党的监狱中，经受过严峻的考验死里逃生……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这些老革命回到北京得有一个发光发热的工作地方，继续发挥他们的业务专长和积极作用。
陆续回京工作的作家、编辑、文艺理论家、翻译家80多人，被临时安置在版本图书馆“暂栖身”。版本图书馆原来的业务主要是收藏书报刊，并分门别类，逐一编目，存档管理，以备查找。这些工作业务并不是刚回北京的文化名人和专家的业务专长，于是，版本图书馆在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下，编译室、研究室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这两个室的工作性质是图书馆新增的业务，又要承担在当时条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新增的研究室和编译室，分别负责审读图书和翻译外文图书。编译室开始几年中陆续翻译出版了图书26种，审读后并得以出版的新书就更多了。这些老干部和专业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人们在讲述这种特殊时期现象时的版本图书馆是“既藏书，又藏人”，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形容词。
我到版本图书馆研究室报到时，“四人帮”被粉碎刚过去一年，编译室的老同志有些已经官复原职或回到文革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去了。很多单位那时缺乏翻译人才，如著名作家萧乾、诗人绿原、文艺理论家程代熙、著名阿拉伯语翻译家纳训等等，已经被人要走了，他们都在中国文坛享有盛名。
编译室的年轻外语编辑也很快被一些需要翻译人才的单位要走了。由于他们在版本图书馆工作过，知道这个馆里的藏书非常丰富，多而全，基本不外借，因此他们来查阅熟门熟路，感觉比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方便多了，他们有时还会回到版本图书馆里查阅资料。
②馆藏图书很丰富
版本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这种大名气在不经意间还流传到境外。当时香港某出版社为了重新印刷发行文革以前出版过的图书，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图书样本了，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来到版本图书馆。他们两个香港人带来了一台好似写字台大小的复印机和一批复印纸，每天复印书籍。
我们那次是第一次见到复印机，看到他们把图书往机器上一放，几秒钟就复印出来了。复印纸上的文字比图书文字还大、还清楚，都很诧异，感觉很神奇，同事纷纷去看复印机的神奇。馆里有一位老同志煞有介事地说，这个机器要是让坏人掌握就不得了了，用它复印钞票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香港同胞复印了半个月左右图书，完成了任务，走前将这台复印机作为感谢的礼品留在了版本图书馆，但我们大家都没有用它复印过东西。
编译室撤销后，研究室还在，审读图书的任务仍然很重，并且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文革结束了，人们压抑已久的工作热情迸发出来，形成了一种朝气蓬勃、大干快上、尽早实现四化的大好局面。
我到研究室报到的第一天，研究室主任刘柯理（两年多后调到燕山出版社担任社长兼总编辑）接待了我，介绍了研究室的简单情况，然后把我领到研究室文学艺术组组长叶峰的办公室。我后来知道这是当时新人来报到入职都要走的程序。
叶峰在文革前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两年多之后他也官复原职了），他个子高高的，腰板笔直，比较消瘦，说话声音略带沙哑，但很清晰，好似艺术家在朗诵。现在回想起来他说话有点像歌唱家杨洪基的嗓音，他吐出的每个词都好像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不用力气说话也显得底气十足，声音中自带一种震动。
叶峰对我说，这里的工作很重要，研究室是我们部门的对外称呼，对内也叫审读处，分为社会科学组和文学艺术组。叶峰对我笑笑说，我们认为你是北大中文系的，分配在文学艺术组比较合适，工作起来更容易得心应手。
叶峰主任顺手拿过桌子上的一本书，打开版权页，我看到一个红色圆形图章印记--“审读样书”盖在上面。我们的工作就是审读新书。他还告诉我，审读工作就是国内正规出版社出版新书之前，先印一部分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由研究室审读。研究室通过后再正式出版发行，我们通不过的书就算是枪毙了。
白皮书是政治类的书籍，由研究室的社会科学组负责审读，黄皮书是文学艺术类的书，由我们文学艺术组审读，蓝皮书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书，例如《南斯拉夫的铁托》《苏联的赫鲁晓夫》等，大多作为内部参考书。
叶峰说着话，从桌子左上角的一摞书中抽出一本厚厚的书递给我说，这本小说是我们前两年审过的，作者叫张抗抗，也是你们北大荒知青，还是个女知青。她根据自己在北大荒的生活经历，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分界线》。书中高度赞扬了你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无私奉献精神，你拿去看看，你要早来几年，让你来审读这本书挺合适，现在看看还能熟悉一下咱们的业务。将来你也可以把你的北大荒生活写成小说……叶峰笑着站起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吧！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周围的老师！”
我当时觉得这本小说是叶峰为我找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看知青写知青的小说。当我到读这本书时便知道了当时还是非著名作家的张抗抗，是一位曾经在北大荒屯垦戍边的杭州知青，也是兵团战友。
看到张抗抗这部《分界线》的故事，颇受启发，我觉得当时北大荒生活并不都是苦难，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可歌可泣。若干年后，我也写了一本以北大荒生活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那是后话。
③审读任务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成立于文革中期，这是特殊状态下成立的一个图书审查机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存在。
自从文革开始后，社会科学类书籍中，除了毛主席的书，其它图书都或多或少地被找出一些问题，不能用了。那时候学校上语文课时，语文教材就是毛主席诗词，老师在课上只能讲解毛主席诗词中的历史背景、引用的典故、地名、人名……这也是很多同学虽然不一定理解，但能够背诵很多篇毛主席诗词的原因之一，这是耳濡目染的收获。其他教材里面都可能是大毒草或有问题，新的教材还没有人去编。
直到1972年以后，情况稍有好转，一些社会科学类书籍被平反，可以重新出版了，也开始出版一些新书。当时，为了管控和保证所有出版物的政治质量，不能出版封资修或大毒草之类的东西，因此上级规定，所有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都要先交到国家出版局研究室这里来审读。做好这件事情确实责任重大，现在说起来还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既然是审读，就应该请根红苗正水平高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可是请来担任审读的人居然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还有一些是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经验的刚毕业大学生。这些人在这种岗位上，被赋予的权力很大，具有对新书能否出版的决定权。
我和这些“臭老九”共事了不长时间后，就发现他们各个经历不凡，资历确实相当厉害。有在延安时期与冼星海、郑律成做过同事，有在“鲁艺”上过学的革命者，有在文革前就已经担任文艺类杂志主编的领导、出版社的社长，以及一些文化单位的领导……说起来都是在文化艺术界里响当当的人物，有能力，有水平。以我们办公室为例，就有黎之彦、王云缦、罗立韵、李小为、文椿、龙世延、周云琛、潘五一、杨天喜等等，这些人都给了我一定帮助，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面还会专门提到他们。
当时“文革”结束了，国家百废待兴，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审读新书，然后写出审读结论，对审读的书能不能出版提出意见或建议。那时新书出版前都要先印成“假书”供我们审读，在审读中被要求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评判新书能不能出版。
研究室的职能就类似于图书审查机构（但是不能这么称呼）。这项工作对我们审读者确实非常有好处，大家可以先睹为快，获得知识。
研究室是一个对其他作家的作品具有生杀大权的权威机构，权力可谓不小，但却并没有行使很多年。这个研究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久被撤销， 究其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在这个研究室工作过的老同志有很多是革命资历很长的文化名人，他们在研究室工作期间文革结束，从而得以平反，官复原职，很多单位或部门需要他们去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机构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快节奏了。研究室存在期间确实做了很多有益工作，审读并出版了很多优秀图书，丰富了文化出版事业和人们对文化产品的精神需求。
研究室的撤销对社会还是对研究室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件好事，说明国家正欣逢盛世，改革开放正在推动文化及出版事业更快更好的发展。只是由于研究室的存在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出版新书的终审权力交给各个出版社，这个机构的审读任务变得画蛇添足了。
④博览群书好地方
版本图书馆是一个博览群书的好地方，是一个具有得天独厚条件，在书海里遨游的好地方。大书库里除了冬天比较冷，夏天时里面很凉快，很安静，非常适合阅读。
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书，超过了在那之前和之后读过的书籍总量。有些书未必认真品读，但却知道有这样的书。
我常常抓紧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审读任务后，悄悄地跑到版本书库（剧场）里，在一排排书架之间穿来穿去，见到有吸引力的书名就抽出来品读一番。
这个版本书库可是个知识的海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出版社出版的所有正式出版物及各类型图书都有。应该是全国最全的书库，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能够与之相比。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出版社出版了新书，包括再版的图书，以及重印之后每次印刷的书，或者有不同装帧、开本、版式、字体、字号、不同文字出版的图书，都要主动交到版本图书馆一本。图书馆的编目组要将图书按照图书类型、拼音、笔划、四角号码等七种线索分别制成分类卡片，以便于快速查找检索。也就是说，你只要知道所查找图书的其中一种线索，就能够快速找到这本书。
当然也有出版社忘了交样书，或者寄丢了的情况。版本图书馆的征集组就要根据出版社提交的出版目录，发信、打电话或跑到出版社催缴。版本图书馆还为此买了一辆摩托车，一位叫胡元义的退役军人每天骑着摩托车跑各个出版社催缴样书。因此这个书库的版本最全，保存最完整。
版本书库中有一个十分醒目的红色角落，角落中的书架上摆满了塑料皮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和盲文、外文的“语录”版本都在这里。据有关部门统计，《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该书总印数就有10.5亿册。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有“东方的《圣经》”之称。
在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出版社都印刷过该书，每印一次就要交给版本图书馆一本，陆续放到版本书库里后，排列整齐，足足占满了几排大书架。远远望去，书架上红彤彤的语录本很壮观，也说明该书发行量非常之大。此外，还有许多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语录”，不在版本图书馆收藏之内。
版本图书馆还设有编辑部，出版月刊《全国新书目》和每年出版一大本的图书《全国总书目》。这两本书刊里面包括了国家每年、每月出版的新书简介，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重要收藏价值，直到现在还在连续出版，并且开本大了，页码多了，内容丰富了，显得厚重了，这也说明国家出版事业更加繁荣并获得了长足进步。
我被分配在研究室文学艺术组，在北面平房的西部，东部几间平房是社会科学组，人数和我们差不多。顾名思义，两个组审读的图书类型有一定区别。虽然文学艺术也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将文学艺术从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也无不可。
版本图书馆自成立之后，主管单位及名称随着时代变迁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但基本任务没有大变化。最早成立于1950年7月1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图书馆，主要负责保管中国正规出版物样本，以利于出版工作的调查研究和文化发展传承。后来改名为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再后来更名为中国版本图书馆（新闻出版总署条码中心）。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版本图书馆研究室与周围的文化名人们共事了三年多，那期间，我在增长见识、知识和本事的同时，也陆续知道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的故事。现在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同时也为了了却一种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