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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围绕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主题，聚焦高质量发展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治理与韧性城市、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与城市更新、都市圈同城化体制机制创新与城市竞争力提升等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讨交流，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理事长陈炎兵：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了新型城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以及鲜明的中国特色，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二是要坚持共同富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三是要不断推进改革创新。四是要坚持因地制宜，不能千城一面，千镇一面。五是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具体指导，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实施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四项重大行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系统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历史、现状、特征，对城镇化的科学内涵、评价标准、发展规律、国际比较、理论基础、主要特征、重点任务、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核心驱动力和推进机制、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着力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的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成为发展中的关键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均强调了深化城市安全韧性的必要性。城市安全韧性指的是城市在面对各类灾害时的预防、响应和恢复的综合能力。尽管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城市品质的提升和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仍是城市发展的短板。灾害和安全事故频发，暴露了城市安全管理的不足。城市安全韧性不足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老化、建筑格局问题、工程质量问题、应急设施不足、专业知识缺乏和监管不力等。在策略方面要增强安全意识，将安全视为发展的前提，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工程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和安全标准；优化建筑格局，改善城市居住和生态环境，减少安全风险；夯实科技支撑，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强化体制约束，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促进全民行动，增强市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呼吁政府、专业机构和全体市民共同努力，通过系统性地改进，提升城市对灾害的抵御能力和恢复力。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高国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互影响机理及趋势研判
新质生产力通过资源配置、空间组织模式和增长动能的重塑，影响城镇空间格局、就业结构、生活方式和城市治理；新型城镇化通过人口优化、空间优化、制度优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驱动力。关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互作用的趋势研判，一是完整的科技储备和产业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坚实支撑；二是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巨大应用场景和需求；三是重大产业科技创新“从1到100”周期缩短助推新型城镇化产业体系升级换代；四是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市场化商业模式创新配套；五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统筹开放、发展和安全的更高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而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面向未来，需要重视科技创新与市场化应用的结合，同时确保发展进程中的开放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将推动形成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江山舞：遵循城市发展规律 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新时期，要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以改革创新的思路落实推进“四大行动”，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一要坚持分类施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离乡不离土”与“离乡又离土”分类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待遇，探索“人地钱挂钩”政策的配套激励制度，与农村“三权”分置改革相结合，提高落户积极性。过去十年农村人口的进城方式、就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亟待城市经济、教育、住房等系统进行适应性转变。二要坚持集聚发展，提升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县城是潜力地区统筹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振兴的共同载体，要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探索城镇化集聚发展模式，按照新思路推进潜力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三要坚持主体形态，培育现代化都市圈。以“规划共绘、设施共联、市场共构、产业共兴、品牌共推、环境共建、土地共谋、社会共享、机制共创”为重点，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以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镇）以同城化发展为方向，推动城市网络化发展。四要坚持改革创新，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积极探索城市基础设施为导向的片区开发模式和“城市基础设施社区化”理念下的规划建设管理经营一体化方案，破解城市更新的成本支付难题。鼓励因地制宜，以民主促民生，破解城市更新中的治理难题，形成多元的城市更新局面。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李江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要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的最新理论创新。“社会发展”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城乡融合发展构成了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进而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城乡发展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底座和关键环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着眼于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而不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面提高城乡治理水平，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研究员冯奎：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几个认识误区
城乡融合发展在国家改革发展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针对城乡融合改革发展，各地正在开展积极的实践，但也存在以下多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阶段性工作论。认为城乡融合就是一些部门、一些地区阶段性的工作。对城乡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发展中的战略性、长期性认识不到位。对城乡融合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认识不够。二是对立论，将城乡融合、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政策体系对立起来。三是速战速决论，认为政策力度不够，寄希望于短时间破除一些制度或体制机制，比如认为宅基地改革可以一步到位。四是制度改革万能论。对于技术进步给城乡融合发展等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认识。五是僵化的模式论，希望照搬照抄几个模式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因地制宜确定推进城乡融合的认识不够。六是农民主体被动论。认为城乡融合就是以城带乡，对农村所发挥作用，对农民的主体能动作用认识不到位。七是泛化论。认为凡是跟城乡发展有关的都是当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问题，对城乡融合的突破口认识不到位。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必定是以中国式城镇化为主体形态的人类现代化新形态就此而言，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紧紧抓住城市和新型城镇化的“火车头”。三中全会既对城乡融合发展赋予了新内涵，也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城乡融合发展”首次被提升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的战略高度。二“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容被明确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是明确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在城市工作中要树立“大城镇化”的视野，避免陷入“就城镇论城镇”。聚焦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和城市生活品质，对此前自发的、局部的、阶段性的各类体制机制改革经验进行系统整合和优化集成，同时着力解决有关政策、法规、规划、意见在城镇化建设中的相互掣肘和矛盾关系，不断提升政策质量和治理效能，努力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本身是一件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战略任务，并需要走在很多具体领域和工作的前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原司长秦玉才：加快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促进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
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中国正致力于全面深化改革，其中包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此作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措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是促进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降低成本，打破市场壁垒，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当前，城乡公共服务不均衡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为此，需要加快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促进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重点改革领域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土地制度改革要实现城乡土地权利平等，放开准入，公平分享；资本要素市场化要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农村，提高农村资本回报率；劳动力要素市场一体化要尊重农民落户意愿，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并完善配套制度，确保农民在城市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此外，区域协调发展也是关键。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需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融合，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原二级巡视员潘玛莉：集中力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城乡融合发展，认识到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的关键。二十届三中全会用专门段落全面部署了城乡融合发展，明确了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因此，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应集中力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作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城市和乡村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体。城市的繁荣需要乡村的支持，乡村的振兴也需要城市的带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能消除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的障碍，还能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均衡发展。这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对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深远影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邵益生：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几点认识
一是指导思想已经明确。2007年起，习总书记对城乡融合发展做过系统阐述，党中央也做了战略部署。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二是行动计划已经发布。7月31日，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要求，要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兼顾城市间流动人口，进一步拓宽城镇落户渠道，努力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三是瓶颈约束尚待破解。城乡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方面，还存在许多制度和政策层面的障碍。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农民工进城落户“单向流动”政策进展较大，而城市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还不够明确，乡村全面振兴还面临许多挑战。城乡发展安全韧性问题中有很大误区，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趋势，思路应由改变转为适应，提高应急应对能力，避免灾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晓红：提高区域协同开放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加快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区域协同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尤其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开放水平。东部地区继续保持开放优势，增强了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吸引力。同时，东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效显著，有效带动了内陆和沿边地区制造业发展。要把内陆和沿边地区作为推动区域协同开放的重点，继续促进东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培育全球加工制造基地；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建设，构建中西部面向“一带一路”的贸易大通道；加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产业园区建设；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与高水平开放互促机制，形成引领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曾祥明：农民高质量市民化离不开城乡文化融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要进一步深入推进城乡融合。然而，城市和乡村由于所依托的环境各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理念。生活理念方面，城市热衷精致生活，乡村倾向乡土情怀。社交理念方面，城市重规则法治，乡村重人情热闹。利益理念方面，城市侧重互不侵犯，农村看重适当舍得。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文化堕距感十分强烈。促进城乡文化融合与城市文化理念培育是农民城市化的必然。政府要将新市民城市文化理念的培育纳入农民市民化体系中。城市社区要积极包容吸纳新市民。新市民自身也要主动学习城市文化，积极内化城市文化价值理念。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李宁：全面高质量推动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
二十届三中全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与城市更新相关的内容包括建立可持续更新模式、政策法规体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许多城市更新方面的政策法规，但大多为纲领性政策，尚缺乏政策执行的配套文件、实施细则、操作指引等。城市更新行动是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事实策略之一，为保障城市更新行动合理合法推进，应积极鼓励地方政府以城市更新项目为试点，通过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倒逼改革，创新探索城市更新实施管理机制，创新探索符合我国区域、城市差异的存量更新政策制度、标准规范、技术方法。
未来，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应积极推出一批典型性示范项目。围绕城市更新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资金、产权、用途、治理等关键问题，进行合规性梳理，形成政策法规引领，标准规范与技术导则支撑，聚焦经济、空间、运营、社会可持续目标，建立起城市更新相关的多维度政策规范技术体系，全面高质量推动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薛永基：中国式新型城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
一是城市和乡村是相互依存、互促互融的生命共同体，需要从功能衔接互补的角度认识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在城乡发展中要注重生活、生产、生态三方面的功能，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以促进城乡一体化。二是要将县域和核心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体制机制方面协同发力，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三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具有重要作用，它们既是城镇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地区的增长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乡二元属性，是吸纳区域流动人口和资本的重要载体。四是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关键，要把创新创业作为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和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有效抓手。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副处长、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李燕：统筹三大战略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李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三中全会对我国高质量推进城镇化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即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三大战略是对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模式的超越，也是对以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纠偏，必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释放新的发展潜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是要加快完善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政策体系建设，改变“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传统观念和“城乡分治”的政策体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二是要立足我国长期处于农民、市民、流动人口三元社会结构的现实，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不断完善覆盖全体人民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城市流动人口安居乐业。三是要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新趋势，推动转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推进“降碳、减污、扩绿”的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科技赋能，通过转变经济生产方式提高发展效能。
上海交大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副主任孙洪刚：促进城乡融合还需上下联动破解基层政策堵点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取消户籍限制，从身份上打破“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界限，为城乡间人口的自由迁徙流动提供了强有力的顶层保障。促进以人为核心的生产力要素的双向流通，我们更需要关注底层的执行措施，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唤醒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农民的主体性。以闲置宅基地为例，在目前不可买卖的政策下，实际上成为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堵点”和“难点”之一。建议以镇（街道）为单位，建设农村闲置宅基地长期租赁市场，在信息公开、政府监管的前提下架设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明确农民个人（使用权）和村集体（所有权）的收益分配比例，同时保证进城农民和愿意下乡市民的权益，解决人口流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只有中央政策和基层措施联动，增加带地入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保证下乡市民的合法居住权益，才有可能加快闲置宅基地使用权的转移和盘活，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畅通。
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副主任王晓静：文化与科技融合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的是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的并重。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新型文化业态的培育，还能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能够激发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特色的数字产品，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文化与科技融合能够打破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地理限制，让更多人享受到多元文化，推动文化消费的升级。文化与科技融合能够推动产业链的创新，通过建设数字文化产业链，实现文化与互联网、物联网的深度融合，形成智慧产业链体系，为城乡融合提供新模式，助力文化产业更深入地融入国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部主任，上海杉达学院教授张懿玮：推进都市圈同城化体制机制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文件中正式提出“同城化”概念。随后国务院又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的提出将都市圈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原来的仅是分工协作升级为从“同一座城市”的高度实现全面的统筹协调。这就必然要求通过同城化战略规划，积极构建都市圈内部工作和生活同城圈、产业和科创同城链、生态和文化同城网，以及体制和机制同城体。由于城市行政区划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存在城市竞合关系。要实现真正的同城，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城市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比如区域税收的分享、经济统计分成、生态经济补偿等等，推进城市的“共建、共治、共享、共富”。
河南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员刘涛：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打造中原新型人文城市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河南为数众多的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城市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城市功能的历史演进以及城市更新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如北宋东京城被海外汉学界誉为世界上首个由古典型转变为近代型的城市，广为传播的“城市革命”就发生在宋朝，其核心要素是街市取代坊市，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以中原城市群发展为依托，吸收人文城市建设理念，锚定新型人文城市群发展定位，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现实可行的人文城市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文化在城市群集聚发展、分工协作中的重要引擎作用，促进人文城市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联动；有利于统筹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为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水平、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三中全会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论述和安排，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突出重点工作，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充分彰显了在城市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优化政策和制度设计、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和建设的总体方向和目标框架，不仅充分体现了三中全会重在政策体系、战略系统和体制机制建设的主基调，也是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深入推进，对于稳定我国城市发展预期，保障城镇化建设、城乡融合发展有机衔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