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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幢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都会勾勒出一条全新的城市天际线。像一张张独特的气质名片，这些拔群矗立的建筑，往往会成为一座城市连缀未来的显性基因。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深圳，一度是摩天大楼“生长”最快的样本。从边陲渔村变身为现代化世界级特大型城市，它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
160米的国贸大厦、384米的地王大厦、441米的京基100大厦，600米的平安金融中心，不同时代里的4幢地标建筑，既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拓印，也是中国超高建筑发展史的缩影。
而它们的背后，都少不了同一位见证者和建设者——中建科工属下中建钢构工程有限公司首席专家陆建新。
“铆定”在施工一线40年，被誉为“中国摩天大楼第一人”的他，从最基层测量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钢结构建筑施工领域的专家，荣膺全国劳动模范，并见证了中国超高建筑从无到有、中国钢结构施工技术从落后到先进的全过程。
“荣誉属于过去，我会继续创新，做好项目。”如今，年近花甲的陆建新，聊起建筑，仍透着热爱的光。他希望能发挥余热，帮助更多年轻人一起进步。
拼出一个“深圳速度”
陆建新与深圳的缘分，始于1982年的一封信。
那一年，18岁的陆建新初入社会，被分配到湖北荆门三三〇水泥厂工作。三年前，这个来自江苏海门的小伙子，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后升格为南京建筑工程学院，2001年，与原南京化工大学合并组建南京工业大学），学习工程测量专业。
刚到水泥厂几个月，他就收到同事的一封来信，信中提到，他们正在深圳建一幢160米高、足有50层的大楼，名叫“国贸大厦”。陆建新觉得难以想象，因为当时他见过的最高的楼，也不过5层。
因为不认识“圳”字，他还特意去翻了字典，这才知道，这个地方在广东省，靠近香港。“那时候以为，那里一定很繁华。”陆建新没多想便决定南下，也去深圳“开开眼界”。正赶上南下大潮，趟趟列车都超员，连过道都挤满了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一站20多个小时，他在颠簸摇晃中抵达深圳。走出罗湖火车站的那一刻，年轻的陆建新满心失望。与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放眼望去，这里满是低矮的楼房和泥泞的道路，“像个正在建设的大工地。”但他马上又调整好了心态——对于建筑人而言，最自豪的不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吗？
那时候，国贸大厦刚挖出一个大基坑，“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醒目标语，就挂在旁边七八层高的大楼上。这句话也深深印在了陆建新心里，他开始憧憬国贸大厦建成后的样子。
建设工人们住在毛竹搭成的简易房里，陆建新称之为“竹楼宾馆”。芦席盖顶，木板隔层，人一走动便嘎吱嘎吱响，动静大些还会有晃动感。夏日闷热，遇到台风天才能有一丝清凉，但也伴随着整个棚顶被吹飞的风险。
作为工地上的测量员，陆建新每天的工作就是测量放线，为国贸大厦“量身高”。国贸大厦一天天长高，成就感让他忘记了工作上的艰苦。
160米的国贸大厦，是当时中国第一幢超高层建筑，没有太多的施工经验可以参考。最开始，工地用的还是传统的翻模施工，“就像农村盖房子那样，一层一层往上盖。等混凝土干，再继续施工。”陆建新介绍，这种方法大概耗时10天能盖出一层，算下来，盖好国贸大厦需要500天。
为了提高速度，项目施工团队研究出了一套滑模施工技术。“‘滑模’就是用千斤顶把整个平台往上顶，墙体的模板就固定在上面，减少了拆装步骤，速度就快了。”陆建新打了个比方，“翻模施工就像手工制作，滑模施工则像批量生产。”
预期很美好，但由于从未实践过，前三次试验都失败了，但团队也不气馁，第四次，他们终于成功了。就这样，国贸大厦以三天建一层的“深圳速度”，顺利拔升到160米的高度，创造了一项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速度的背后，还有坚实的质量来铺底。每20厘米提升一次的滑模施工，需要陆建新一次次地用仪器测量，同时纠正偏差，以此保证整体建筑的垂直度。建成后，深圳国贸大厦整体垂直度偏差没有超过25毫米，远低于当时垂直度偏差不超过30毫米的建筑验收标准。为此，陆建新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50层建筑，在手中一点点落进现实，陆建新满怀振奋。而他没想到的是，未来还有更多崭新的高度，等着他去一次次刷新。
1毫米与384米
测量钢结构建筑，比测量钢筋混凝土结构更难。1984年，陆建新参与了深圳发展中心大厦的测量工作，这是中国第一幢超高层钢结构大厦，高165.3米。
“第二座比萨斜塔就要诞生了。”在中国施工队伍拿下招标后，境外一家落标企业发出了这样的嘲讽。
外界的质疑声，让陆建新心里暗暗憋着一股劲，“‘比萨斜塔’意思就是楼歪了，那就是没测量好。我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完成测量任务。”尽管没有超高层钢结构施工经验，但在陆建新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测量达标，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垂直矗立，没有一丝倾斜。
1994年，陆建新担任深圳地王大厦的测量负责人，建设384米的“亚洲第一高楼”。
项目施工到一百多米时，仍未安装施工电梯，只能从钢管搭建的简易楼梯爬上去。测量需要来回走动，钢梁宽0.2米，长十几米。回忆起走在百米高空的感觉，陆建新至今仍有一丝紧张，“走到钢梁中间，会有些晃动，像走在面条上一样。”
在几百米高空，陆建新也会害怕。背着十几公斤重的经纬仪，拿着三角架，他往往一只手操作测量仪器，一只手紧紧抓住钢柱。在夏日的炙烤下，钢柱烫手，加上紧张，手心全是汗。有的地方实在陡得厉害，他就干脆蹲下来，骑在钢梁上，一点一点挪过去。
随着大厦一层层“长高”到近三百米，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一次，陆建新正在高空中测量，看到楼下有位老太太冲他挥手，他回打招呼后，老太太突然就哭了。后来，领导告诉陆建新，那是一位老专家，看到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感动得哭了。
用打磨擦出灵感的火花
地王大厦的建设，还给陆建新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项目开始后，两名香港测量工程师被请了过来，开始和他一起做测量工作。
很快，陆建新发现，对方的测量方法和他不太一样。此前，他是用经纬仪测量钢柱垂直度，再换算出柱顶偏差；而香港的测量员则用踞顶测量，使用激光铅锤仪，自下往上逐根钢柱测量，得出每根钢柱的左右远近参考值，接着再爬到柱顶上，用钢尺进行测量，这样的测量精准度更高。
在陆建新看来，这种方法虽然危险，但精确度更高，于是，他虚心向对方学习，并结合自己所用方法的长处，创新了一套“先粗校后精测”的操作程序。
不仅如此，香港人还带来了全站仪，提高了工作效率。跟全站仪一起使用的反射棱镜像A4纸般大小，在高空上使用并不方便。陆建新便自己画图纸，去定制了一个更小的棱镜，如拇指大小，可以直接揣进兜里，“这样一来，既安全又省力，还提高了精度，现在工地上还在用。”
在精益求精的打磨中，新点子也不断出现。为了解决在高空中带三角架不方便的问题，陆建新设计了一个转接件，用螺丝装到钢柱上，再把测量仪直接放到连接板上，既安全又精准。
就这样，地王大厦竣工验收偏差仅为25毫米，是当时美国钢结构AISC标准允许偏差的1/3，创造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施工测量的世界奇迹。陆建新感慨，“摩天大楼，都是在这样1毫米1毫米的精度上积累起来的。”
“创新是第一动力”
京基100大厦，高441米，这是陆建新参与建设的第三座“深圳地标”，他在2008年开始担任项目经理。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项目提前一年封顶。
陆建新还记得，2010年9月，他爬上即将封顶的京基100大厦，站在高处远眺，在此起彼伏的楼群之间，地王大厦和国贸大厦仍拔群耸立。这一幕，让他莫名感动，“三十年，参与建设了深圳的三座地标建筑，我觉得很骄傲。”
但下一刻，他又追问自己，“下一个三十年，我还能为特区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听说福田区将建设更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后，他希望能继续参与，完成“建设深圳不同时期地标性建筑”的小目标。
但对彼时的陆建新来说，600米高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是他从业以来要面对的最难的考验。
塔吊又被称为“施工生命线”，在高层建筑施工中，承担着材料的垂直运输和构件安装重任。陆建新告诉记者，塔吊一般是装在大楼中心的核心筒内，最多只能装3台。每台塔吊自重约450吨，工作时要起吊的材料约100吨，加起来就是550吨。
为了节省工期，业主希望能将塔吊数目增加到4台。但这些笨重的“大家伙”如何固定和拆卸，让陆建新颇为头疼。更紧迫的问题是，他发现更换连接方式后，塔吊发出了响声。“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塔吊就有可能掉下来，发生安全事故。”
三个月的时间里，陆建新整宿整宿地失眠，一心只想找出解决方案。经过多次现场调查后，他终于找到了问题根源——为了方便拆装塔吊，他们选择了销轴连接方式，但销轴的间隙太大，导致了塔吊摆动时发出响声。
陆建新连夜设计图纸，并找到工厂赶制新的销轴。新的销轴换上，不祥的响声消失，陆建新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了。
过程中的艰辛，也一一被妻子黄美珊看在眼里。她曾劝陆建新“算了吧”，但丈夫只是摇摇头，临阵退缩不是他的风格，“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以后还是会碰到。”
经过数月的研究和尝试，陆建新团队创新地将塔吊挂在井筒的外壁上，拆卸后的支撑架由特制索具悬挂在半空，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陆建新感叹道，“这就好像一个450吨的‘钢铁巨人’在高空‘攀岩’， 尽管创新的过程让我痛苦，但结果让我惊喜。”
正是有了这样的技术创新“加持”，施工工期得以缩短96天，其间节省堆场面积600平方米，取得7680万元的经济效益。而这项“塔吊吊挂拆卸技术”还获得了2015年的国家发明专利，并在2017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被评为“特别嘉许金奖”。
“创新是第一动力”，陆建新意识到，创新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而他所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创新。
他带领团队创下了“国内第一立焊”“国内第一仰焊”“国内第一厚焊”等施工技术新纪录，他主持研发的11项科技成果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33项，取得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52项，国家和省部级工法9项。
从“高度”到“温度”
如果说3天一层楼的国贸大厦，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速度”，那么20天建成的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应急院区，则是新冠疫情来袭后的“深圳温度”。
2020年初，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深圳市政府决定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要求，加快建设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应急院区项目。陆建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从老家赶回深圳，奔赴项目施工现场。
与疫情赛跑，陆建新和技术团队争分夺秒，1天完成设计方案，3天完成施工图，为项目提供了技术保障。那段时间里，陆建新从没回过家，与1万多名工人日夜奋战，为了赶工，他常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20天后，应急院区顺利完工，可以提供1000张病床，生活区可供100名医护人员集中隔离居住。夜幕之下，望着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点点灯光，陆建新揪紧的一颗心，终于缓缓舒展。
自2020年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限高令”，明确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陆建新介绍，就此，他所在的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也开始转型，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包括城市绿道、智慧立体停车库、旧城改造等项目。
回顾过去，陆建新觉得自己像一颗螺丝钉。“铆定”在施工一线40年，他见证了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有、建筑高度从160米到600米、钢结构施工技术从落后到先进的全过程，“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还有两年，陆建新就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希望自己能发挥余热，多带带年轻人。“建筑行业还是讲究‘传帮带’，我希望徒弟们有更好的未来，最好能超越我。”
在陆建新的培养下，团队里有40多位年轻的技术人员逐步走上项目负责人、总工程师等岗位，包括深圳太平金融大厦钢结构项目部经理赵中原、南京青奥中心钢结构项目部负责人王占奎、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钢结构项目部经理邵新宇等“80后”。他们已经成为中国钢结构行业的主力，继续建设国内重大建筑项目。
在赵中原心中，师傅陆建新是个严谨认真的人。在参与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项目时，赵中原上交施工方案后，陆建新对他说：“别急，你坐下，我们一起过一遍。”随后，陆建新一页页地讲解如何修改，一讲就是一个下午，他的用心和温暖也影响了赵中原。
“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当年这一幕。”赵中原说，在之后的工作中，他也传承了陆建新的认真严谨，通过“传帮带”，带领团队一起成长。
每到一座城市，陆建新都会留意当地的建筑，那是一张张城市名片。而他最喜欢的，还是深圳的建筑，不同的高楼构成了“城市天际线”。陆建新说，如果从空中看，就会发现深圳很美。“深圳的高楼错落有致，五彩缤纷，配上蓝天，特别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