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种颇具神效的“金丝软甲”秘器。据传，但凡此种韧度极强的软甲一朝上身，便能襄助武者刀枪不入，百毒莫侵……

在这个“黑天鹅”频出的2020年，传奇中的“金丝软甲”更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接踵而至的人祸天灾或让更多的城市深刻领悟到了增强城建“免疫力”的重要性--城市或许也需要打造一副自己的“金丝软甲”，面对风险来袭，能像弹簧一样，收放自如、攻守兼备，富有弹性与韧劲。
 

 

让城市坚如磐石、固若金汤，跳出简单的防灾、救灾思维，确立系统、多元的风险防控理念是关键，尤需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从应急化走向常态化，从被动、静态、单一的“冲击-反应”型风险应对，向建设主动、动态、系统的城市韧性体系转变--“免疫力”的养成，功夫在平时。强调“韧性”，绝不要“任性”。

 

 

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和自然间对立与割裂的加剧，一系列“大城市病”屡见不鲜，城市的生态建设由此愈发引人重视。毋庸置疑，水生态作为增强城市韧性及完善生态建设之重要一环，其亟待一个更为高效的水循环管理方案来维系有限水资源与城市扩张间的敏感关系。

而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作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领域的先驱及榜样，早早择选了当地气候干旱（1996～2009）所致的水资源缺乏为切入点，融合循环水管理理念，从城市宜居性和流域生态健康的高度，坚定不移地走着自己的WSUD（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水敏性城市设计）之路。

事实上，早在1994年的澳大利亚，就已出现了WSUD的概念书写，而在次年墨尔本的雨洪管理实践中更逐渐体现出了WSUD之理念思想。

进入21世纪，墨尔本的水资源管理渐趋成熟，其间，围绕着WSUD建设，该市提出了“将城市当作供水流域”的设想，旨在通过多种手段加强对雨水的资源化利用。2008年的“城市是流域”政策则进一步促使该市从适应气候变化、宜居性、用水等角度助力水敏城市建设。2011年的“活力墨尔本，活力维多利亚”计划，更以打造全球最宜居城市为目标，亟欲通过综合而有效的水循环管理，极大地提升该市的生态服务能力。现如今，WSUD模式已在世界范围获得了普遍认可。

 

概览之，水敏感性城市设计，顾名思义，更为侧重面源污染所带来的城市水质问题的有效解决。反观我国，由于所处阶段的不同，水量的平衡还是目前国内亟需发力的重点，而具体到城市水环境治理上，海绵城市作为WSUD的中国化体现，其对于“内涝”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或值得大书一笔。

 

迥异于墨尔本因干旱所导致的水资源不足，在上海人眼中，申城河网密织，降水丰沛，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给城市的既有基础设施带来不小压力。

而海绵城市的横空出世，不仅能够帮助城市雨洪管理提高“弹性”，使其适应气候变化，弱化城市热岛效应，保护水生生态系统，更对促进上海城市更新，节约水资源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3年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性之后，2016年上海入选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并发布了具体实施意见，同年上海亦公示了《上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方案，规划至2040年建设能够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趋势、具备抵抗雨洪灾害的韧性城市。

显而易见，在该市的2040规划草案中，打造“韧性城市”与建设“海绵城市”是相辅相成的。客观上，上海市的海绵城市建设立足于该市所特有的水文条件，从规划引领、区域统筹、管理体制到政策支持几大方面多措并举，旨在形成对南方地区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海绵城市建设经验。

 

 

提及“韧性”与环境的勾连，首现于200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峰会上，随后这一概念又被迅速引入到了城市与防灾领域。皆因城市这个开放而复杂的巨系统在突如其来的自然及人为灾害面前，常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而从城市防灾的角度来看，灾害发生前，城市理应做好充分的应急准备，化被动为主动；当灾害降临时，城市更要能够顽强地生存下去……

 

或许是受制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地震和海啸等灾害频发，日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在韧性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亦是一骑绝尘。

2013年，日本专门出台了《国土强韧化基本计划》，巩固防灾措施，截至2018年4月，日本所有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全部编制完成了上述计划，并由省一级向下一级推进。而其首府东京，还重点锁定了地震海啸、城市洪涝和火山灾害为其主要应对的灾害类型，确立了人身安全保障、首都机能维持、公共设施受灾最小化和迅速复旧复兴等四个基本目标，以及大规模自然灾害发生时最大限度的生命保障、灾后行政机能的确保、灾后通信机能的确保等八项推进目标。

2014年末，东京又响应《国土强韧化基本计划》精神，在其《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多项韧性城市建设具体举措，由其基础设施之韧性建设辐射到了经济之韧性建设、社会之韧性建设以及制度之韧性建设等多个维度。

 

日本通过防灾减灾设施的强化亦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其经验告诉我们，韧性城市的建设不囿于投资付出，在保证城市安全水平与居民生活品质优先项的同时，或可作为经济发展的又一引擎。

 

坦率地说，较之日本的先行先试，“韧性城市”的概念自2012年引入我国后，尚需三四年的等待，才能引起广泛注意。而在中国，这个首位“吃螃蟹的人”是北京--谁能想到，高大上的首善之都，其建设韧性城市的最初目标却十分朴实--“抗大震”。

2017年6月，中国地震局提出实施《国家地震科技创新工程》，在其包含的四大计划中，“韧性城乡”位列其一，而北京因其自然灾害多发，深受地震灾害之苦，遂成为全国首个将这一任务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换言之，北京的韧性城市建设，初始目标便直指抗御大震，保卫首都。

事实上，北京的抗震韧性城建探索肇始于2015年，此后的2018年2月，为落实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相关任务，加快提升城市地震安全韧性，北京市地震局立足其所做的大量前期工作，又制定出了相关行动计划与实施方案，并积极推进各项工作之有序开展，截至2018年末，北京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发端于防震减灾，现下的“韧性北京”，其内涵与外延尚在急速扩展中……而往前看，东京或许是个好榜样。

 

 

自从对“韧性”的研究从生态学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以来，其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不断丰富，受关注度亦不断攀升。但究其核心，皆在强调系统在不改变自身基本状况的前提下，对干扰、冲击或不确定性因素的抵抗、适应与恢复能力--由此出发，将人与生存空间、自然系统相互的生态关系调整到最佳平衡状态，努力找回现代城市的人性尺度及社区意识，无疑是“韧性城市”的高阶玩法--这也正是“花园城市国家”新加坡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

 

建设“花园城市”，是新加坡在建国初期就许下的宏愿。囿困于地域面积狭小，土地资源匮乏，其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绿地的硬指标，要求公民插缝绿化，门前绿化。

20世纪70年代，当地更有《公园与树木法令》《公园与树木保护法令》等一众法律正式颁布--在对民众进行教育的同时，狮城更借力其昌明的法制体系，采用严格的惩罚制度杜绝生态破坏行为。

2006年新加坡公共事业局启动了活跃、美丽、洁净水源计划。在呼应新加坡“蓝与绿规划”的大前提下，这项水源计划也标志着新加坡从花园城市向滨水花园城市走出了重要一步。

2017年6月颇具野心的“未来城市计划”重装上阵，其紧密围绕先进建筑方法、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新兴空间及永续城市四大领域擘画蓝图，目的直指宜居环境、永续发展及韧性城市建设--从滨水花园城市到韧性城市再到永续城市的跨越，新加坡应对城市挑战，探寻先进解决方案的诉求与思索从未止步。

 

纵观新加坡的城市转型发展史，当地政府始终贯彻着“未来引领今天”的思维，秉持不断更新、协同进化的生态发展观，为城市与产业的进击创新布大局谋新篇。似乎与新加坡的城建理念心有灵犀，对于打造韧性城市，成都一直都有着自己“创新性”的理解--

 

韧性城市，指涉城市以主动姿态适应新环境，并在遭受灾难后快速恢复城市功能并维持正常运转，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

 

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成都用了十年的时间结合城市绿化和公园建设，建成了较为系统和完备的避难场所体系。2020年初的一场疫情，在带来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经济新消费的市场机遇。对于新机遇，成都看见了、抓住了、把握了，首次将“韧性城市”写进其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对疫情所暴露的短板与不足，成都一方面明确要求提升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水平，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另一方面，在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的前提下，该市更将稳增长、提质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其年度主题。助力电子信息等传统优势产业再攀新高，同时加快发展氢能等新产业，构筑战略竞争新优势培育新动能。

 

从静态到动态，探索多种可能的途径以应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不只是新加坡与成都，所有的城市都应该静坐深思，城市韧力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