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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魏根生，今年66岁。退休前，我在上海建工集团机施公司的塔吊车上工作了近40年。40年间，我从地面塔吊，开进了高空塔吊，从建造小厂房，到建设上海中心。在塔吊的驾驶室里，我见证了上海高度的不断刷新。
7年前，因为一组拍摄于云上的照片，我意外火了一把。照片里，黄浦江和两岸高耸入云的建筑尽收于眼底。在2013年上海双年展上，这组照片获了银奖。拍摄的地点，则是退休前我参与建设的最后一个施工项目——632米的上海中心。
塔吊司机的40年
一年里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我都在塔吊室里度过。
1975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上海成为塔吊司机，第一个项目是建设安亭汽车制造厂。
上世纪80年代，我们一家人蜗居在浦西南码头的老房子里，但好歹也有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1988年，黄浦江上建桥，我们家这一片恰好位于大桥的桥墩处，成了第一批需要动迁的人家。搬家时，我在外地工作；项目结束，家已经搬到了位于浦东的新房子里。虽然新房也只有15平方米，但我们终于拥有了独门独户的屋子，也有了独立的卫生间，每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我打心底里觉得高兴。
我的工作地点流动性大，哪里接到工程，就去哪里上班。最开始，我常常得往返于浦西浦东上下班，桥还未建成时，出行只能靠轮渡。“过江难，难过江”，高峰期，黄浦江上几十条航线同时运行，一个轮渡站三四条船来回接力接送乘客。最怕遇上大雾天，码头上黑压压一片全是人。
南浦大桥建成后，人们再也不需要依赖轮渡过江。浦东也迎来大开发，项目越来越多。最初，浦东的家附近，一眼望过去，周围都是稻田和河流。遇到下雨天，路都成了烂泥路，一连几天都得穿雨鞋。曾经的这些田地和烂泥路，如今都被高楼和马路代替，我们全家，又搬进了更大的房子里。
高楼在这座城市不断拔地而起，而我，也有幸成为刷新上海高度的建设者和记录者。
镜头里的上海高度
我是个挺执着的人，塔吊司机这个职业，一干就是大半辈子。就连摄影这个业余爱好，也坚持了几十年。
年轻时，咬了咬牙，花了几乎一年的工资，托人买了一台海鸥牌相机。条件有限，洗印照片就在家里，我在家做了个放大机，拿床单遮住窗户，待天完全黑下来，就成了暗房。摄影成了我的爱好，平日里亲戚朋友办喜事，我都会带着相机去拍照。
这么多年，手中的设备不断更新，2002年，我花了2000多元，买了台卡片机。2008年后，又陆续购入了3台单反相机和5个镜头。相机在升级，在我的镜头里，上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6年，我参与了金茂大厦建设的收尾阶段，那是我第一次在高空开吊车。从高空往远处眺望，是浦东大片的农田，那时，浦东只有东方明珠电视塔“一塔独秀”，是城市天际线的最高处。2003年，建设南京东路百联世茂大厦时，从塔吊上望去，脚下是霓虹灯闪烁的南京路，远处是已竖起不少高楼的陆家嘴，真美。2007年，在建设国金中心的塔吊上，再往周边眺望，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等高楼赫然矗立，我突然有了记录的冲动。
为了能够捕捉到精彩的瞬间，我干脆把相机直接放在了塔吊室里。在工作闲暇时，我拍过落日中的城市，拍过塔吊机倒映在云上的影子，也拍过塔吊巧妙地“吊”起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
直到参加上海中心的建设，我才从无意识的记录转向有意识的创作。2011年底，在女儿的建议下，我开通了微博，我拍完照片，由她来帮我编辑文字，把照片发到微博上。
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华灯初上，我的镜头见证了这座城市崭新的面貌。2013年底，随着上海中心正式封顶，我也完成了使命，告别了陪伴我几十年的塔吊。
从云端回到地面，退休后的这些日子里，偶尔我还是会拿着相机去建设过的地方。得益于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我才有幸成了上海“水平最高”的摄影师，看城市天际线不断被改写。几十年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为这座城市贡献过一份力量，这让我倍感自豪。 （本报记者 张凌云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