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猪瘟疫情肆虐华夏大地一年有余，伴随生猪备受“涂炭”的，更有无数养殖场所的历劫倒下--生猪出栏量锐减，猪肉价格持续飙升，叠加中美贸易拉锯战的低气压“扫尾”，中国生猪供应的巨大缺口再添一层霜。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与多部门相关密集政令并行不悖，2019年9月4日，自然资源部定向发力，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致力于保障生猪养殖用地需求，做好“应保尽保”文章。

 

 

相传4200年前，大禹王疏九河观之漯河下游（今徒骇河）两岸森林密布，野猪出没、时有伤人，即率众擒猪食之。受其感召，当地百姓纷纷结伴“捉猪食肉”。后觉味美绝伦，猎食之余便将其存栏家养，日久天长，骇猪野性退化，便有了后来的家猪。纵览历史，自汉代以降，生猪养殖模式才由放牧为主逐渐分野为放牧及存栏喂养并存……延至隋唐，已有养猪致富的实例可考，并冠之生猪“乌金”的美誉，随后的清末及民国，生猪饲养更在我国呈现一路稳步发展的态势……而言及养猪产业之提质增速，则建国至今尤须关注--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既提出“养猪积肥”方略，老百姓积极响应号召，生猪数量首超历史最高值，其间更有1997年存栏量达到3.5亿头值得一书；而此后的2007年至今，养殖产业一度高速发展，借力资本的进入，前期行业规模化养殖扩张很快，能繁母猪存栏量尤在2012年达到顶峰……
 

 然2015年以后，随着国家环保政策之陆续落地，行业面临起严峻的限养与禁养困境，其中的豫、粤、闽等主要养殖地，更有大量散户选择“离场”，退养比例高达30%，同时发展较好的相关企业亦开启了扩大生产与整合资源相交替的争分夺秒；而如影随形的，亦有猪周期的不时搅局……其后受2018下半年非洲猪瘟波及，虽其疫情渐趋可控，然其导致的大量生猪死亡之后遗症直接助推了2019年猪肉价格的跑步上扬--经由年初的每公斤十余元近逼9月末的三十元关口，广大群众亦不禁连连嗟叹，“何日得以实现猪肉自由？”

 

 

我国自古便有“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的民谚--猪肉与粮食可谓之中国农业经济命脉所系。现下的中国，人口约占世界的19%，其猪肉消费量却达到了全球份额的49.6%；另一方面，猪肉亦是我国最大的单项农产品，其年产值高达1.6万亿元（人民币），且带动了3万多亿元上下游产业的同步发展。谓其“猪篮子”牵动着国人的“钱袋子”真正是恰如其分。
 

党及国家深刻意识到“兹事体大”--助推生猪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对于保障人民大众生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大局和谐稳定意义重大。尤其是在2019年，持续上涨的猪肉价格再次引起中国高层的高度关切，截至2019年9月，共有6月5日及8月21日召开的两次国常会将稳定猪肉价格列为会议重大议题--国务院部署稳定生猪供应工作，递进式推进议题深入，部署更趋细致，保生产的态度亦更加迫切。仅在9月便有多部委的六大顶层设计密集出台，旨在稳定与恢复生猪生产，确保猪肉供应和市场价格基本稳定，文件包括《关于对仔猪及冷鲜猪肉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关于支持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做好稳定生猪生产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工作的通知》等，其中尤须提及国务院于9月6日印发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下称《意见》），文件承前启后，精准地界定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总体思路、目标及政策措施，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南意义。

 

 

作为《意见》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具体政策体现，《通知》文件位列六大政令之一，并与《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互为犄角，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生态环境部与农业农村部对生猪情势的深入研判与定向作为。

 

《通知》指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形势需要，将保障生猪养殖用地作为当前土地管理的重要任务，迅速采取有力措施，积极主动服务。要主动与农业农村部门对接，摸清情况、了解需求，抓住薄弱环节、及时解决问题，为稳定生猪生产切实提供用地保障，做到应保尽保。

 

在落实及完善用地政策方面，《通知》明确提出三点举措：

 

一是，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

 

二是，生猪养殖圈舍、场区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生产设施用地，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取消15亩上限规定，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

 

三是，鼓励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安排生猪养殖生产，鼓励利用原有养殖设施用地进行生猪养殖生产，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鼓励支持政策。

 

此外，《通知》规定应按照“放管服”的要求，进一步简化用地手续、降低用地成本、提高用地取得效率。生猪养殖设施用地可由养殖场（户）与乡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协商并签订用地协议方式即可获得用地。

 

 

客观上，随着疫情过境的，更有我国生猪产业短板地进一步暴露。微观上看，疫情导致能繁母猪死亡及生猪存栏下降较多，是引发猪肉供求紧张的直接原因；中观层面，自2016年《“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施行以来，一些地方在推进政策，启动猪场拆迁行动过程中的简单粗暴“一律关停”，严重挫伤了中小生猪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宏观维度，我国养猪产业布局欠合理、基层动物防疫体系不健全等深层次问题更不忍逼视--正是多重因素之叠加，才共同导致产能后劲不足，助推肉价高企。
 

为此，国家殚精竭虑、亡羊补牢，欲从三个层面依情施策，对症下药。在应对疫情方面，全国各地有关部门通力协作，截至2019年8月末，25个省区的疫区已全部解除封锁；在扫除生猪养殖短期障碍上，农业农村部等相关部委连续发文，从防止超范围划定禁养区，随意扩大禁养限养范围，到实施良种补贴项目，提高育肥猪和能繁母猪保险保额等……或提供政策支撑或锁定薄弱环节，皆意在及时止损，扭转颓势。尤其在力保生猪养殖用地方面，其进一步规范了畜禽养殖禁养区之划定与管理，对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由，违反法律法规限制养猪业发展或压减生猪产能的情况勒令禁止，《通知》恰恰暗合此项精神--明言将保障生猪养殖用地作为当前土地管理的重要任务，并通过“进一步简化用地手续、降低用地成本”等并举多措，切实保障相关用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