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小时之外找得到人
2018年1月31日,上海正式发布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三年行动计划。一年来,基于将城市精细化管理同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融合起来的目标,上海持续推进力量下沉,打通市、区、街镇三级机构间的条块关系,将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人员、资金和保障更多下沉基层,在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老大难”问题上下功夫,有计划、有步骤、有方法地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
例如,上海基层“全岗通”制度的推行,打破了居委会干部工作的条线壁垒。“全岗通”错时上班制度让社区居民在八小时之外也找得到人、办得了事。目前,全市219个社区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一头管理、一门办理、一口受理、全年无休”。同时,打破了户籍地和居住地的限制,让人民群众在全市任何一个街镇中心均能申请办理事务,全市通办率从45.1%提高至91.5%。
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还在服务感知上下足了功夫,在解决多样化诉求方面基本做到“有诉求、有回应、有耐心、有温度”。例如,黄浦区将拆违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将拆出空间的再利用决定权交给社区居民。居民通过评议会、听证会和协调会“三会制度”运作,将拆后空间变成了社区浴室、社区洗衣房等公共空间。
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参与
一年来,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从目标和思路重构入手,实现了从“维持稳定、发展经济”到“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路径转变。
一方面,上海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落脚点放在民生需求上,将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例如,在松江区西子湾社区,不少居民生活在松江却在张江等市区上班,既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也无法及时处理生活琐事。为此,社区干部创新性地组建微信群,带头实名制“亮身份”,为居民提供“店小二”式随叫随到服务。
另一方面,通过模式创新,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引导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例如,通过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完善民生需求的精准化收集机制、公共服务的集约化供给机制、社会矛盾的社会化调处机制和群众满意度的闭环反馈机制,将社会稳定和社会治理体系深度纳入社区民生服务体系之中。
在闵行区的上海康城,之前的4个居委会及相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社区警务案件一直居高不下。为此,当地通过成立康城社区党委、康城社区委员会和康城社区中心,将居委会、警务站、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单位等有效整合起来,推动解决了社区实际问题,整个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安全和谐。
提升“社区大脑”科技含量
上海的城市精细化管理准确定位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紧紧扣住“三通”,取得了扎实成效。
一是治理的目标和手段要通。在城市治理中,科学化是起点,智能化是工具,精细化是目标,民生需求满足是终极需求。只有将技术应用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之中,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逻辑才能自洽。
二是管理的体制机制要通。在具体执行中,城市精细化管理需要打通横向、纵向之间的信息隔阂、协同障碍,实现城市管理中民情、民意、民需的有效反馈,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三是管理的技术工具要通。在大数据时代,城市精细化管理需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着力提升科技含量,做到“能发现、管得了、运作好”。
例如,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社区大脑”通过辖区内2.1万个传感器布点,将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电梯检测、80岁以上独居老人生命体征监测、人员高密度信息警报、河道监控等27个应用场景贯联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能级。
又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积极运用智能化手段,推动解决重点区域的共享单车难题。政府城市管理队伍和社会公众可即时上报共享单车堵点,企业能根据上报信息及时处理,政府则由执行者变成监督者……通过技术手段,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权责更加明晰,有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格局。
强化专业管理队伍建设
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优质高效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技术改进的基础上,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还应进一步打通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任督二脉”,以切实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
例如,在如何避免城市贫民窟、城市脏乱差、城市自然衰退、城市公共安全等问题上,上海有必要积极谋划、探索路径和总结经验。
在具体策略上,有必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顶层设计,避免治理系统的重构和浪费;优化城市精细化管理机制,避免脱离群众需求的倾向;建立技术治理的有序迭代机制,确保新技术能够切实应用到管理创新之中;持续强化政府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专业队伍建设,实现高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