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教授

李教授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从历史地理学对城市规划与减灾防灾的审视、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化、依据古代桥梁探考城址起源与形态的方法、文献与古地图结合分析城址建筑的方位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在城市规划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应用及重要意义。

一、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李教授对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了介绍。首先是文献史料，包含史书、地理志（以志书为线索，查考当事人的记载）；近代城市档案（海关、工部局、社会局、商会、行会的地契）；中、外人士的笔记、游记、日记。

其次是古地图、大比例尺实测地图等历史地图，在中国传统古地图中突出表现了山水、城垣和建筑物，不强调位置的准确或精确的坐标，而是突出地物的相对位置关系与形态，强调界限、制度和形态，如：城墙、宫殿、园林、街道、沟渠、桥梁、衙署；民宅、井泉、市场、作坊、商铺、寺庙、墓地等城市生活各类场所的布局配置；而实测地图则强调方位、地物的准确位置及面积，是1840年中国城市被迫开埠之后，基于划定租界及外国人居住区，准确测量租借地尺寸面积的需要才面世的。李教授强调通过分析归纳历史地图中着重表现的内容，对于保护工作者们判别重要历史遗迹及其位置非常重要。

第三是航空卫星影像，李教授指出近些年城市遗址野外考察大量应用到航空卫星影像，用于寻找田野中的古城址，通过彩红外遥感照片判识城址的地理基础，复原城市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结构，对比不同时期城址变迁等方面。

第四是实地考察现场，李教授强调这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分析城市的选址、功能，与地形、水系、水陆交通的关系等都需要实地调研，这也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接下来，李教授对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关注视角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

第一，城市兴起的原因和城市选址的地理条件；

第二，城市职能的形成与内部空间结构；

第三，城市外貌形态的塑造和演变；

第四，城市位置的迁移及其兴衰的规律；

第五，区域城镇体系的形成演化与地区开发的关系。

最后，李教授简要介绍了侯仁之先生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理论和方法，即从现实地理状况出发，揭示现有城市的起源、城址演变、城市职能、城市形态形成的规律和特点、影响职能布局的历史因素。学科主要技术方法为编绘各个时期的城市历史地图，采用历史地图溯源法，逐步复原各历史阶段的城市空间结构。他以元大都城市面貌研究为例，指出科学的研究路径应该从现代北京风貌入手，逐步研究新中国、民国、清代和明代时期北京城的格局和风貌，这样最终得出的元大都城市格局风貌才具有科学性。

二、对城市规划与减灾防灾的审视

李教授基于案例研究阐释了历史地理学研究对于减灾防灾的重要性。他首先以明西固城为例，指出西固城最初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在岷州卫南400里的上千户所的基础上重筑的，选址在白水北岸地势较高的阶地上，城东侧有冲沟，距离山体也有一定距离，较好的地理区位条件决定了泥石流无法对城址产生冲击。其后清光绪年间城址向东拓展，横跨三眼沟至东山脚下，留下巨大隐患。后来1964年兰州西固一带泥石流爆发，给地方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伤亡主要集中在西固城东侧新城部分。2010年8月7日甘肃省舟曲县城泥石流也是同样的道理，李教授对于当今城市化背景下，各地不重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尊重地理学客观规律，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各开发商在易发泥石流处营造楼盘的现象深感痛心。

三、反映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化

李教授还指出历史地理学特别关注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化，其研究成果对于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理解中国城市当前一些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对城市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安排具有重要价值。

他通过对北魏洛阳、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等都城的研究总结出中国历来有通过封闭的坊市管理制来指导城市空间布局和管理实践传统。《魏书·韩麒麟附子显宗传》中就有说“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这种用坊墙来隔离是实现拓跋鲜卑君主意念的绝好方式，北魏君主的这种安排反映北方部族从游牧血缘社会向农业定居地缘社会转化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碰撞与户籍要求，希望遵循“分割式”的中原汉儒式统治术，最终演化为隋唐的律令管理制，其核心还是基于和谐、安定地管理城市。

李教授同时通过清朝北京城功能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同今天北京社会经济特定现象的耦合研究，揭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对今天规划师更好地理解城市、指导城市发展的意义。他指出由于清朝能够获得王公府第者必须是具有八旗旗籍的皇亲贵戚八旗宗室，所以王府全部坐落在内城里。清王朝解体以后，王府因房屋多，纷纷改作机关、学校。于是绝大多数政府机关、学校、公共部门集中在东、西两城区，尤其是建校历史久的好学校数目远超南城。而这种旧城功能空间的分布格局延续至今，影响了今天北京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促成了“学区房”概念的产生。

李教授总结道，蒙古人平均分配元大都宅基地，塑造整齐的街巷胡同与四合院建筑风格传承至今；而满族人施行满汉分治式城市管理，也影响了今天中国城市的建筑布局以及房地产。结合当下北京面临不断涌入人口大背景，住宅的分配如何能够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需求，又能够保持和谐的大课题，他指出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应加强对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视，过去对都城规划、城市管理以及平均分配宅基的历史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最后，李教授以运河城市——无锡历代城址变迁研究为例，他依据古代桥梁的位置，探考了唐、宋、明、清代运河城址的起源，分析城市拓展与运河的关系，阐述运河沿线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空间次序，他指出保护工作者应注意区分不同的地段在历史上曾经是哪些功能性建筑为主，应当有所区别地保护和修复，而不能未经分析地重建同一种功能的建筑，使运河沿岸出现千篇一律的建筑景观。这充分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街区和城市肌理保护的重要意义。

四、文献与古地图结合分析城址建筑的方位

李教授首先强调了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三大因素：

第一，建址条件，即由地形、水系组成的地貌生态环境；

第二，国家制度，即都城规划制度，地方城市的等级体系，行政管理机构的配置；

第三，城市功能，即维持城市生存，建立与城市外部环境有关的机制，如：行政管辖、军事控守、生产交换、交通、文化交流等。

这三大元素共同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址的格局风貌和建筑特征。

接着他指出，古代中国适应环境形成的“坐北朝南”传统的建筑方位观对中国人营城理念影响深远。在中国，不管是中原、北方、南方或边疆地区，只要是由官方修建的建筑，无论宫殿、王府、衙署，还是敕建的庙宇（文庙、城隍庙、真武庙），基本遵从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中国古典建筑以坐北朝南为传统正方向的方位观不断被复制和传递；同时，我国南方地区的官府建筑采取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方位取向，反映中原王朝所代表的法统权力对南方地区的影响以及文化的认同；而我国边疆地区的官府建筑遵从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方位取向，传达出中央朝廷下达的国家制度，表明中央政府对边地实施的有效管理，也是中国完成统一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古典礼制仪轨通过传统建筑来体现。

李教授总结道，中国古典建筑采取坐北朝南的建筑轴线方位取向，为我们判识地图、图画和实体建筑的方位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以坐北朝南的建筑为正，其他的建筑方向为偏。面向东、西的建筑为辅，面朝北的建筑为倒坐，演化出“面北”即俯首称臣或“投降”的概念；在中国家庭文化中，则有“正房”和“偏房”的观念。同时位于南北轴线上的几座建筑，通过建筑的前后位置能够表达出“内外有别”、“前朝后寝”的文化观念。譬如：历代都城的宫殿、地方官署，以及私人宅邸。这些分析对历史文化保护者在判断城址格局、建筑布局和重要性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五、总结

在报告的最后，李教授特别强调了历史建筑保护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都是国家统一政治权力的标志和象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就是保护国家完整统一的形象，保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地标，这和我们古代在地方设立城市管理的地方政府——衙署，现代在南沙设市是一个道理。这些历史建筑对主权国家和大一统国家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类建筑，城市GDP再高也只算一个商业化的都市，李教授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多关注名城保护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借鉴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