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营造法式》中所载各种殿堂构架的斗拱与梁架结合，已不如唐代紧密，但仍类似。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代。自明代开始，柱头间使用大、小额枋和随梁枋，斗拱的尺度不断缩小，间距加密。

 

清式建筑的梁不再像宋式那样穿插在斗拱中，而是压在斗拱最上一跳之上，直接承挑檐桁。因此，斗拱发展到明清以后便不再起维持构架整体性和增加出檐的作用。它的用料和尺度比宋式大为缩小。

 

在柱子与梁枋上因为要挑出屋顶伸出的屋檐，需要有一种构件支托住屋檐下的枋子和橼子，古代工匠用弓形的短木从柱子和梁上伸出，一层不够再加一层，弓木层层挑出使屋檐得以伸出屋身之外，这种方形木称为“拱”。在两层拱之间用方木块垫，小方木形如斗，所以这种用多层拱与斗结合成的构件称为“斗拱”。从斗拱的形状与名称来看，是象天法地的。古代先民在长期观测天象变化中，看见天空上有组星座计七颗，就是所谓“北斗七星”，若用一根假想的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就像生活中用的匙，匙的端部就像古人用来量米的斗一样。斗转星移，四时更替，就如中国古代民谣所唱：”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中华世代便按照不同气节的变化规律进行播种、耕作、秋收、冬藏。斗拱中的斗就是北斗的象形物。

 

斗拱作为重要构件应运而生。它对屋的重载有一定的承托作用，加强了柱子与梁、枋、檩的结合，使其木结构接榫处不会因为过重的压力而受损，有分力的效果。也正因为这样，才能使沉重的屋面出檐深远。当建筑受到地震影响时，不管屋顶向何方推移，斗拱都能承受，避免建筑物倒塌。历史上北京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地震，故宫太和殿的屋顶达两千多吨重，却没受到损坏。四川平武报恩寺殿堂上的屋顶，在平武大地震时也啊安然无恙，也就是说作为传力构件的斗拱具有抗震功能。斗拱以它吉祥的内涵和抗震功能独步于世界之林。
 

 

斗拱在中国木构架建筑的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形制演变的重要标志，也是鉴别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斗拱的演变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西周至南北朝。西周铜器拱令簋上已有大斗的形象，战国中山国墓出土的铜方案上有斗和45°斜置拱的形象。汉代的石阙、明器、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也有大量斗拱的形象。从汉高颐阙和四川牧马山、山东高唐出土的汉明器陶楼上可以看出，柱顶有斗拱承托檩、梁或楼层地面枋，挑梁外端的斗拱承托檐檩，各个斗拱间互不相连。汉代以后开始在柱间用斗拱，最初是一种在现代称为人字拱的斗拱，即在额枋上立一个叉手，上置一斗，承托檐檩。至初唐，从西安慈恩寺塔门楣石刻《说法图》上还可看到佛殿柱间仍用人字拱。

 

第二阶段为唐代至元代。这个时期斗拱的主要特点在于柱头斗拱所承托的梁多插入斗拱中,使斗拱和梁架拉结在一起，顺屋身左右横出的拱也和井干状的柱头方（即枋）交搭在一起。建筑的一圈柱头枋和同它成直角的正、侧两面的梁交织成一个分为若干井字格的水平框架，斗拱成为各交叉处的加强节点。这时斗拱已不再是孤立的支承架或挑檐的构件，而是水平框架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个水平框架现在称为''铺作层''，用于殿堂型构架柱网之上，对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起关键作用。现存唐代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斗拱，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实例。宋《营造法式》中所载各种殿堂构架的斗拱与梁架结合,已不如唐代紧密,但仍类似。

 

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代。自明代开始，柱头间使用大、小额枋和随梁枋，斗拱的尺度不断缩小，间距加密。清式建筑的梁不再像宋式那样穿插在斗拱中,而是压在斗拱最上一跳之上,直接承挑檐桁。因此，斗拱发展到明清以后便不再起维持构架整体性和增加出檐的作用。它的用料和尺度比宋式大为缩小，斗拱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已经相当成熟，不仅承托平座，柱间辅作多用人字形，形成奇妙的韵律感，是建筑结构忠实直率的表露。唐代和辽代的屋檐平展，挑出深远，斗拱更加成为塑造建筑形象的主要手段。从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等唐、辽建筑遗存中，我们至今仍能体会到唐代斗拱和建筑的古朴雄健的时代风格。
 

 

与辽同时的北宋，已开始着手对斗拱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或者可以说宋代是斗拱演变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期。由于屋顶的坡度增大，立柱加高，斗拱的作用开始弱化，不仅比例变小，而且补间辅作增多。

 

南宋以后，斗拱更加细腻，元代以后，斗拱直接承托屋顶的功能转由挑檐檩承担，它的原始作用消失。到了明清，斗拱的结构作用已经完全退化，成为梁架与屋顶间的一个垫层，从外观上看，那些细小堆叠的密密丛丛的斗拱，就好像屋顶与梁柱间的过渡性装饰。这时它正由一般语言变为装饰语言，是对唐辽时代斗拱语言的一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