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俊

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后，沙市上游的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沙市被定为准允外轮暂时停泊的港口。但宜昌两岸山峰矗立、道路崎岖，并不利于大宗货物的集散，因而日英两国一直想再增加一个交通便利的商埠。

 

甲午之战后，中日在签订《马关条约》时，日本提出将荆州府的沙市镇与重庆、苏州、杭州三府一并列为通商口岸。当时的沙市只是江陵县辖的一个小镇，而另三处都是府治所在地，日本人只所以看中这座滨江小城，是因为它“岸上人烟繁盛，岸下货船连系，镇内多财产富家，水陆俱殷实”，尤其是境内有沟通江汉水系的“两沙运诃”，水运条件发达，很适合展开大宗货物贸易活动。

 

在日本的武力威逼下，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去日本马关，在脸上挨了一枪后，最终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于是，在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十月一日，沙市海关宣告开关。
 

火烧前的”洋码头”

 

英国的轮船最早开进沙市港，随后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的商船也开始在这里出入。外轮多了，码头不够用；官府便将接官厅码头（原为竹架子码头）改建成沙市海关码头，也即“洋码头”，供外轮在这里停靠、上下货物和交税。

 

当时的“洋码头”是一座大码头，沙市海关、沙市洋务局、轮船招商局沙市办事处（简称沙市办事处）、英国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货栈，日本分领事馆、邮便所(邮局)及商品陈列所等都集中在这一带。这里白天轮船出入、汽笛声声；入夜则灯火通明，市声不息，是沙市港最繁忙的一个地段。可谁也没料到，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这里突发了一起震动朝野的纵火大案，将江边的一连串建筑物化成了废墟。

 

沙市人称这场大火为“火烧‘洋码头’”，而且当地人对起火的原因有过多种说法。当年处理过此案的湖北巡抚谭继洵(“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父亲)，在事后给朝廷呈递过一份《焚毁局关洋房案奏报》(原件现藏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对于此案的经过有详细的记述。这份奏报陈述的真实性应当毋庸置疑，因为谎报案情，犯欺君之罪那是要杀头的。谭巡抚是这样记述案情的：

 

清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1898年5月8日）夜晚，一个叫杨兴全的湖南人从一家山货行挑一担行李去“洋码头”，在办完事路过沙市办事处时，随意在院墙边撒了泡尿。不料这事被沙市办事处的更夫周顺兴和一个姓王的人看见，他俩便大声责骂杨，杨也随之对骂，后来双方竟动起手来。在打斗中，周顺兴抄起地上的扁担将杨打翻在地，受伤的杨兴全躺在地上呻吟不止。

 

这打闹声惊动了保甲局委员、候补县丞冯序镛，他赶紧到现场制止了打斗并做出调解，即由周、王二人出铜钱两串，赔付杨兴全作疗伤之用，随后他又让人将杨抬回家去。抬着杨的一行人在途中遇到了杨的叔叔杨高明和同乡曹品堂，他俩在问明情况后，感到杨吃了大亏，随即带着杨等人去沙市办事处讨说法。

 

当时还没离开现场的冯序镛见来者不善，担心事情闹大，便让一个保正将送杨兴全送回去，同时又让人将闹得最凶的曹品堂抓了起来。杨家叔侄和曹品堂都是沙市湖南同乡会的人，会首杨明阶在得知此事后，便连夜赶来将曹品堂保了回去。
 

谭继洵给朝廷的案情奏报

 

早在明末清初，沙市便形成了“十三商帮”，各商帮由外地旅沙同乡人组成，属于民间联谊互助团体。各商帮选有会首，大商帮还建有会馆，若是帮人遇上大事，便会互相帮忙，抱团取暖。

 

杨兴全被打一事本来到此也就算完结了，但当杨高明、曹品堂将此事说给帮人听后，帮中人就像是炸开了锅，在一片叫骂声中，众人商定明天一早就去找沙市办事处的人算账。十九日上午，在杨高明、曹品堂的带领下，湖南帮的人抬着杨兴全来到沙市办事处大院前，吵吵嚷嚷地要该处将凶手周顺兴交出来。

 

沙市海关与沙市办事处相邻。当时荆沙关委员、候补知县马士庆也在现场，他想将大事化小，便去劝说沙市办事处的局董张鸿泽将周顺兴带出来，当众责骂一下，以平息湖南帮人的愤怒，但张却不以为然，没有将周交出去。张的冷漠态度更加激怒了湖南帮人，叫骂声、喊打声，还有围观人的起哄声响成了一片。

 

在双方僵持到傍晚时，湖南帮中一个叫余以仁的人跑到沙市海关验货厂门前，解开裤子正欲撒尿，被海关的一个水手看见便阻止他，但余那天喝了点酒，又仗着人多势众，竟与水手对骂互殴起来，后余被打翻在地，躺在地上打滚耍赖。

 

闹事的动静很大，惊动了在附近驻扎的沙市巡防营和荆江水师营的官兵，他们也赶到了现场。马士庆见事态越来越严重，就一边劝杨高明带众人快点离场，一边令营勇驱散围观人群。此时的现场犹如干柴浇油，马士庆大概是人微言轻，他的话谁都没有听，而湖南帮人则趁着天黑放起火来。

 

江边的风很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很快便将沙市海关税务司楼、海关验货厂、海关银号都烧着了。由于“洋码头”一带房屋密集，延烧的大火还将沙市洋务局用房、日本领事公寓及商品陈列所、沙市办事处用房及周边的几处民居都烧着了。此外，大火还烧到沙市办事处的趸船上，将堆在甲板上的英国人的货物也烧毁了。
 

 

当天下午，便有人将“洋码头”闹事的情况急报给荆宜施道道台俞钟敏和江陵县知县刘秉彝。他俩知道大事不好，立刻与清八旗驻防军旗营佐领恒龄带兵从荆州城赶到了“洋码头”，可他们还是来晚了，所见到的是一片残垣断壁。

 

俞道台和刘知县生怕此事再扩大，造成对洋人的新伤害，他俩担不起这个罪责，便一面派兵对康家桥天主教堂、老巡司巷福音堂和荆州城南门天主教堂严加保护，另一面赶紧查明日本领事和英籍税务司的去向。原来事发时，英籍税务司J·牛曼与日本领事永泷久吉等人已乘船离开了事发地，并分别躲藏在窑湾和便河两地。后来，俞道台登上英籍税务司J·牛曼乘坐的船加以安抚，并劝他们暂去汉口小住几日。随后，他又将日本领事永泷久吉接到道署内住下，以免他再受到惊吓。

 

他俩在安抚完洋人后，又派兵对涉案要犯进行了抓捕，本以为如此便可以减轻洋人的愤怒，就是将来朝廷问罪下来也会从轻一些，然而这只是他俩的一厢情愿，不久一场震惊中外的外交事件还是发生了。
 

刊登在《伦敦画报》上的被烧毁的“洋码头”画。左为海关税务司住宅残壁 ，右为沙市办事处办公房残存部分
 

 

火烧“洋码头”之后，北京的总理衙门收到荆州将军祥亨有关案情经过的电报，朝廷当即令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迅速查办此案，以“力遏乱谋，严惩首要各犯”。谭继洵很快便查明了案情，事后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报，他以为再给洋人一些赔偿便可以了结此案了。哪知日本人对谭巡抚没有处理涉事官员深感不满，此外他们还有一些目的没有达到，因而根本就不会对此事轻易罢休。

 

不久，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向清朝廷提出了五项要求：一、由朝廷发上谕，对各外国人身家财产优待保护；二、速将案犯从重治罪，并惩处弹压不力的地方官；三、赔款14.5万日元（折合“关平银”十万五千两）；四、在沙市开设日本专管租界；五、在岳州、福州、三都澳开设日本专管租界。当时，一个英国画家正在沙市，事发后他画了两幅被焚烧后的“洋码头”画，并投递到《伦敦画报》上发表了，一时英国與论哗然，英国人也乘机提出了赔款及开岳州为商埠的要求。

 

总理衙门对日英两国要求的答复是：日方的第一、第二项要求待结案时请旨再办，其余各项则交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来具体办理。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便一直担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他办汉阳兵工厂、汉冶萍煤铁厂等需要大量的银子，而这又需要与日、英等国打交道。因此，他在处理此案时奉行的是既不得罪洋人，又得为朝廷分忧的方针，经过与日英两国代表进行多轮谈判，最终才达成了一致意见:

 

一、将涉案的余以仁、李德胜、张太贞、袁辉煌四名要犯就地正法，并枭首示众，以儆效尤。

 

二、对八名涉事官员做出降级或革职惩罚：张鸿泽局董原为同知衔候选知县，因处事不当，革除官职，逐回原籍；江陵县知县刘秉彝显系失职，降一级留用；沙市巡防营和荆江水师营因弹压不力，着令裁撤，两营兵勇撤遣回籍，同时将江得意总兵降为都司，张国栋副将降一级留用。

 

三、赔偿日本人白银一万两，由沙市海关筹给，并重建房屋供日分领事馆使用。

 

四、由荆宜施道署和日本驻沙分领事馆签订《沙市口日本租界章程》，将文星楼至玉和坪约1900米长的河岸划为日租界，建租界筑堤所需的经费由双方共担(因多种原因，日租界后未兴建)。

 

五、在岳州、福州、三都澳开设租界一议与本案无关，在三地开租界的事待以后再议。

 

六、赔偿英国人货物损失白银一万两，由轮船招商局沙市办事处筹给。
 

张之洞与外国使臣

 

各方对这个处理结果基本上是满意的，至少日本人没有因此再开战端，但这件事对沙市通商口岸贸易的影响却是不小。当年，从国外进口的棉毛织品数量急剧下降，洋纱进口较上年下降了40%以上，沙市海关的关税较上年减少了一半以上，后来英国驻沙领事馆也因“贸易清淡”而裁撤。

 

这件事，因一个湖南帮人的随意小便而引起，并在国际上造成了重大影响。虽说朝廷较为“妥善”地处理了此事，没有再造成类似甲午之战那样的恶果，但国人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