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的一天，一艘客轮驶入沙市港，这艘客轮高四层，船身涂着绿漆，在靠近码头趸船时发出了响亮的汽笛声。这艘客轮是民生实业公司（简称：民生公司）的“民权号”轮，它这次航行是从上海返回重庆途中临时在沙市码头停靠。

 

这天一大早，聚兴诚银行沙市办事处就派人去码头迎接“民权号”。这家办事处是民生公司在沙市的客货承揽代理商，他们如此看重“民权号”的到来，是因为这艘客轮的确有不凡的经历。
 

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1932年5月，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一艘千吨级客轮“万流号”在川江（宜宾到宜昌长江河段）航行时触礁沉没。太古轮船公司急于打捞这艘沉船，连忙从上海请来打捞专家到现场勘探。专家看后说，这里滩险流急，根本不可能捞起这艘沉船。万般无奈之下，太古轮船公司只好将沉船标价拍卖，由于专业人员说不可能捞起这艘沉船，因而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竟无一个买家应标。

 

1933年春，终于有一个买家告知太古轮船公司，他们愿意买下这艘沉船，这个买家就是总部设在重庆的民生公司。在几经谈判后，民生公司以五千块大洋的“白菜价”，买下了价值六十万两白银“万流号”沉船。当时业内人士都不看好这桩买卖，因为沉船捞不起来，民生公司连一块废铁都到不了手。

 

1933年3月8日，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就在太古轮船公司代表还在暗自庆幸挽回一点损失时，5月19日，民生公司的打捞队就将沉船捞出了水面。他们使用的技术可谓是“土”得掉渣：打捞人员先在沉船周边将8艘装满卵石的木船沉入江底，而后将木船与沉船捆绑成一体，再让潜水人员掏光木船里的卵石，巨大的浮力一下便将沉船托起来了。太古轮船公司的经理在得知打捞经过后，连肠子都悔青了，惊呼民生公司的人太厉害了。

 

“万流号”轮被拖到重庆民生机器厂大修后，又开到上海一家船厂整修舱面，并改名“民权号”。当容貌一新的“民权号”轮从上海驶回重庆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吩咐船长在南京、九江、汉口、沙市等几大港口停靠，以借这起传奇的打捞事件，展示民生公司实力，也为下一步在长江中下游拓展业务做准备。

 

卢作孚，四川合川县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从事过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他游历北京、上海等地后回到合川中学任教，后又去成都任《群众报》《川报》社长兼总编辑。1921年，他在泸州永宁署任教育科长，1924年在成都创办民众通俗教育馆并兼任馆长。

 

卢作孚本打算走一条教育救国之路，但混乱的时局使他难以推行自己的教育试验计划，于是果断地弃学从商，在1925年秋回合川，靠借来的八千块大洋创办了民生公司。他从上海买回一条70吨的铁壳小船，取名“民生号”，先是在嘉陵江上跑重庆到合川的航线，之后又将业务扩展到川江。

 

1929年，卢作孚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那时川江上的轮船几乎挂的都是外国旗，华人公司的轮船寥寥无几，为了打破外轮一统川江的局面，他以民生公司为中心，采取兼并入股等办法将几家小华人航运公司组成为一家大公司，在川江上与外轮公司竞争，只用了几年便大见成效。1935年秋，美国捷江轮船公司倒闭，之后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被迫退出川江航运，当时在川江航行的80艘轮船中，有一半挂上了民生公司的旗帜。

 

在拿下川江航运后，卢作孚又将目光盯住长江中下游。1935年底，民生公司在长江中游的轮船已达16艘，公司实施顺江东下经营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卢作孚便先后在宜昌、上海设分公司，在南京、汉口、沙市设办事处，在千里长江上摆开与外轮公司再争高下的架势。

 

民生公司沙市办事处办公楼

 

卢作孚之所以在沙市设办事处，将沙市放在与南京、汉口一个级别上，是因为沙市乃江汉平原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客流与货源充足，还可以起到上连宜昌下接汉口的中转港作用，理所当然的应当成为公司经营棋盘上的一枚重要棋子。

 

其实，卢作孚早就看好沙市，1932年便在沙市设立了公司代办处，只是那时还没有派人在沙市经营，当时公司采用较高的回扣，委托沙市各报关行招揽货运生意，由民生公司派船运输川、沙两地物产，往来生意结算都交给聚兴诚银行沙市办事处办理。聚兴诚银行由川人杨希仲兄弟创办，总部也是设在重庆。

 

沙市是个大码头，在那里经营航运业务的中外大轮船公司有六七家，而且都是在清末民初即已开始经营，几十年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民生公司想要插入其中也绝非是一件易事。但卢作孚对此却胸有成竹，他先是利用老乡关系，让公司办事处在沙市落地生根。

 

民生公司的副总经理童少生是四川巴县人，他的堂叔童月江是沙市商会大佬。1936年，卢作孚通过童少生与童月江取得联系，而后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见童月江。童月江是个讲乡情的热心人，在他的帮助下，民生公司在沙市设办事处的事很快便落实下来。

 

沙市办事处的办公地先是设在中山马路聚兴诚银行沙市办事处楼（后为章华宾馆）内，当时公司聘有六名职员，由从重庆派去的高伯琛任主任，为了感谢童月江的帮忙，便聘请了童的女婿刘芳彬任副主任。沙市办事处开张不久，高伯琛感到在市区办公不方便，便在沙市谷码头建了一座二层青砖小楼，将办事处搬了过去，同时还从美国捷江轮船公司转租了义记堆栈（仓库）。

 

当时的长江中下游，有英国的怡和、太古，日本的日清，轮船招商局和三北轮埠五大轮船公司在经营航运。前三家是外轮公司，后两家是华轮公司，无论哪家的实力都在民生公司之上。尽管如此，民生公司的到来还是引起这几家公司，尤其是三家外轮公司高管人员的不安，因为英国和日本的轮船公司都在川江航运竞争中败给了民生公司，且都领教过卢作孚的厉害，于是打算趁民生公司立足未稳之际挤走它。为此，这三家外轮公司抱起团来，想依靠雄厚的资本、良好的设施和先进的技术将民生公司一举击垮。

 

这三家外轮公司主要是采取了两大招术，首先是降低客货运价。英、日轮船公司资本雄厚，明知道降价会带来巨额亏损，但为了打垮民生公司还是不惜血本压低价格。例如从货运看，沙市运往重庆的棉纱包原来的运费为每包十元，后降为九元。而从客运看，不仅降低了船票价，有时还免收乘客船票，并免费提供餐饮；其次是提高客轮的服务档次，用更舒适的客舱环境吸引乘客。外轮的客舱设施原本就好，此时又配上新式留声机、新鲜水果、进口咖啡等，总之是经过一番优化，使之普遍变得更加美观、洁净和舒适，这些改进措施的确是增强了对上流社会乘客的吸引力。
 

民生实业公司航线图

 

面对这三家外轮公司咄咄逼人的态势，民生公司也使出浑身解数应对。譬如，为了在轮船客舱的舒适度方面不输于外轮，民生公司对客舱设施进行了改造。在一、二等舱都新配了电扇、电冰箱、蒸汽消毒器、收音机等物品，同时还开设了电报、邮箱、阅览室和娱乐室等项服务。客舱条件的改善，使不少有身份的人开始选择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那一年，新任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携夫人陈衡哲乘民生公司的客轮从汉口去四川赴任，一路上对船上的服务赞赏不已。下船后，身为名作家的任夫人感叹地说：这一次，我享受了一种有尊严的舒服。

 

从沙市方面来看，根据民生公司的指示，沙市办事处加紧了与聚兴诚银行沙市办事处、沙市各报关行、沙市各大码头、沙市纱厂等处的联系，对客户许以九五折回扣，以进一步广揽货源；沙市办事处的职员坐办公室的时间少了，在公司客轮进港之前，高伯琛主任会带人先上趸船，以监督服务生对上下船乘客接送行李服务。对来不及买票的乘客则允许无票上船，到达目的港后再予补票，船上还提供价廉味美的饭菜。

 

1926年9月，在四川万县曾发生过一起轰动长江沿岸的事件：当年，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在川江航行时，将一艘万县木帆船撞沉，因太古公司推诿责任，愤怒的万县船民扣留了那艘肇事船。之后，长期在长江上耀武扬威的英国军舰竟开到万县港，向岸上人口密集的城区开炮，造成1000余人死伤、毁坏房屋1000多间的恶果。

 

英国军舰的暴行激起了民愤，随之在长江沿岸港口掀起了抵制英国轮船的怒潮，受雇英国轮的中国船员纷纷离职，民众出行不上英国轮，码头搬运工拒绝为英国轮船装卸货物，等等。初创不久的民生公司，及时抓住国人支持民族航运的机遇奋力一搏，终于在川江上站稳了脚跟。这次在长江中下游与外轮竞争中，民生公司借鉴过往的经验，再次打出一张民族感情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平津、华北告急，全国民众反日情绪空前高涨。民生公司实施顺江东下经营战略之际，正值日本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夜，为此，卢作孚审时度势地提出“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货不装外国船”的口号，社会各界对此纷纷响应。

 

历史以来，荆沙人对日本、英国在当地的贸易就没什么好感。1895年沙市开埠后，日本的洋纱洋布，英国的呢绒大批涌入内地市场，导致数万荆沙纺织户丢掉了饭碗，传统的荆缎行业也日益衰落。为救亡图存，荆沙民众曾经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特别是1915年日本逼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时，较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就发生过三次。正是因为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民生公司沙市办事处在沙市港推行的“中国人不乘外国船，中国货不装外国船”活动，很快便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时间，沙市码头上的外国货物堆积如山，荆沙人出行都自觉选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抵制外轮几成风气。
 

在沙市码头出入的民生号轮

 

民生公司在竞争中的强力应对，特别是民众的大力支持，使得三大外轮公司招招落空，其航运呈江河日下之势。到1937年底，日清轮船公司被迫关门歇业，怡和与太古轮船公司也只剩下一两只船在勉强维持。在长江之上的这场生死较量中，卢作孚笑到了最后。

 

民生公司沙市办事处为公司在沙市港的发展，无疑是立下过大功劳，但作为一个逐利的经济实体，在民生公司与部分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也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1947年8月，民生公司的“众生号”轮在沙市宝塔河江面上翻沉，造成37人死亡、69人失踪的重大海损事故。事后，受难乘客的亲属代表就经济赔偿向沙市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因在赔偿数额上有较大的分歧，沙市办事处的人便动用社会关系四处活动，竭力压低赔偿标准，一时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大批难民和抢运物资潮水般地涌到沙市，这些都急待运往重庆大后方。为此，民生公司沙市办事处的职员们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日夜在沙市港组织民生轮船抢运客货，为保存中国的抗战家底尽一份力。

 

在身为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坐镇宜昌，将沙市港的民生轮船都调往川江，在40多天内，将3万多人员和9万多吨物资全部运入四川，完成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民生公司沙市办事处的职员这才撤离沙市港。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的轮船又开出了川江，民生公司沙市办事处的职员也返回沙市港复职。

 

1945年后，经常在沙市港出入的民生公司轮船有“民生号”“民族号”“民主号”“民权号”轮，其中“民生号”轮在沙市港的运营时间最长。这艘轮船就是卢作孚起家的那艘，它大概是与沙市港有缘分，后来被改装成一艘“拖驳子”，长年在沙市码头停靠。之后到了报废期，其船身也是在沙市港解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