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沙市就有“小汉口”之称。世人之所以如此赞誉，其中一个原因是沙市同汉口一样，在江边建有多座码头。沿江一带桅杆如林，轮船进出，客货流动，机声不息，显示出一座开埠商城的兴盛活力。
 

民国初期“洋码头”的大趸船

 

其实，这样的情形早在清中期即已形成，“贾客扬帆而来者多至数千船，向晚蓬灯远映，照耀常若白昼”（清《荆州府志》）。沙市南有长江，北有长湖，中有沟通长江与汉江的“两沙运河”（沙市至沙洋），天然优越的水运条件为沙市商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那时的沙市江边，万城大堤（今荆江大堤）外边还是泥沙地，没有固定的码头，木船到了沙市，行船者见缝插针地择地停泊。江边有固定码头，那还是清同治年间的事。同治十二年（1873年），荆州观察史孙家榖令江陵县令兴修驳岸，驳岸既可固堤，又便于木船上下客货，于是江陵县令找沙市“十三商帮”出资修建。待驳岸修好后，船民们纷纷“立旗划界”，抢占地盘，建立供本帮木船停靠的码头。一时形成“水龙上下，巷陌码头殆五十余座”（清《沙市志略》）的布局。

 

到清末，一些小码头逐渐被淘汰，形成了上起筲箕洼（万寿宝塔上游），下至柳林洲的码头“长龙”，时称“三关六码头”。所谓“三关”，是指官府设在大湾、宝塔、巡司巷的三座税关。在三关地建有渡运码头，即上渡口丁公码头，渡运线为康家桥至窑金州；中渡口合众码头，渡运线为巡司巷至埠河下码头；下渡口为接官厅码头，渡运线为竹架子至埠河下码头。

 

所谓“六码头”，是指拖船埠、康家桥、七里庙、谷码头、竹架子和白河套处六座货运码头。当时的货物装卸一般是按同宗归类，于是便有了装卸染料的“靛码头”、装卸谷米的“谷码头”、装卸日用瓷器的“瓷器码头”、装卸生活陶器的“土陶器码头”、装卸烧炭的“炭码头”和装卸水果的“水果码头”。

 

沙市最古老的码头应当是“拖船埠码头”。明清时期，从长江来的运货木船若要经“两沙运河”入汉江，就得靠人力用绞索、滾木将木船拖过万城大堤。反之，从汉江经“两沙运河”入长江也是釆用此种办法。久而久之，拖船的地方被称作“拖船埠”。之后因为“两沙运河”北端的汉江倒堤，导致运河淤塞等原故，“拖船埠”便不再拖船，拖船通道也就变成了新建街，但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拖船埠码头一直到民国时仍在使用。

 

清末民初，沙市最大的码头应是“洋码头”。这个地方早先有两家竹行，从江西、湖南运来的竹排在这里“起坡”（指运上岸）凉晒，因而最早叫“竹架子”码头。后来官府买下这座码头，改建成迎送南北往来官员及邮差的渡运码头，因此就改称“接官厅”码头。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官府将接官厅码头交给沙市海关，由其改建成沙市海关码头。由于外轮停泊在这里报关缴税，当地人又叫外轮为“洋船”，因而停靠“洋船”的码头自然就称作“洋码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沙市码头发生“焚毁局关洋房案”，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给朝廷的案情奏报称：“湖南人杨兴全由山货行挑行李赴洋码头”（《奏為湖北沙市地方焚燬局關洋房一案》），可见官府早就在这么叫。清宣统年间，官府曾将“洋码头”改名“新码头”（清《江陵乡土志》），但是当地人叫顺了口，根本就不理会这个更名，所以这里一直称作“洋码头”。

 

进入民国后，“洋码头”不单是指沙市海关码头，而是泛指交通右路至玉和坪的一条沿江地带。英国太古与怡和轮船公司、日本日清轮船公司、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的趸船都设在这里；沙市海关、荆沙关监督公署、轮船招商局沙市办事处、中国航空公司沙市办事处、美孚石油公司沙市办事处、安利英洋行、沙市天主教堂、沙市打包厂用房也都是建在这里。这里的机构、工厂、商铺等，在使用的票具、信封上都印有“洋码头”字样。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沙市海关建成水泥岸壁式码头。码头长约400多米，有3座大栈桥和2座小栈桥，以方便客货的上下。码头总造价为八千两“关平银”，这次是由清荆宜道行台拿出的银子。

 

清末民初，随着沙市商贸与航运的发展，在沙市设分支机构的中外大轮船公司都感到码头不够用，于是纷纷自建码头。轮船招商局沙市办事处、三北轮埠公司、日本日清轮船公司、英国太古与怡和轮船公司，包括沙市打包厂都先后建成专用码头。这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公司（厂），所建的码头无不风光气派，宽敞的石台阶、高大的铁趸船、飘扬的公司标旗，给沙市港平添了几分现代港口气息。

 

民国时，沙市有三处用工最多的场所：一是沙市打包厂，二是沙市纱厂，三是沙市码头。长年在码头当搬运工的有上千人，他们天不亮出门，条件好的吃碗“码肥油大”的早堂面，套上坎肩就去干活。在尘土飞扬、机声隆隆的码头，每日装货、卸货、扛包、抬包，一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以勉强求得一家人的温饱。若是哪天碰上个闪失，把人弄没了，就只有靠“三子”（用杠子、绳子、席子抬尸首）送终，人活得十分艰难。
 

湖北巡抚谭继洵给朝廷的奏报（原件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码头上的搬运工被分成了三类：一类是“长年工”，也叫“名子”，“名子”可以继承、出租、转卖。一个“名子”约值四五十块大洋，高的可达百余块；二类是“佃肩”，靠租借“名子”上工，每日所得须交部分给“名子”，有时“五五开”，有时“四六倒开”，总之辛苦一天所剩无几；三类是“拉荒”，这一类人属于短工，往往是干两天挣点钱就走人。辛亥首义后，不少失去“皇粮”的旗人常年在码头当“佃肩”“拉荒”，靠出卖力气讨口饭吃。

 

码头上的搬运工，多以籍贯划分成大小不一的行帮，其中汉阳、武昌帮的人最多，四川、湖南帮的人居中，河南、安荆帮（本地帮派）的人最少。行帮的帮首称“头佬”，“头佬”有大小之分。小“头佬”手下一般有二三十名搬运工人，而大“头佬”手下的搬运工则多达百余人。

 

“头佬”的收入通过两招：一是发“签子”。“签子”是上工凭证，搬运工只有拿到“签子”当天才有事做。“头佬”凭借掌管的“签子”捞好处；二是占“日子”。“头佬”按大小每月轮流到码头上管事，管事“头佬”所得红利须分给其他“头佬”一部分。大“头佬”都是有钱的人，他们通常早上坐黄包车来码头，中午去觉楼街的“软脚坡”（妓院集中地）吃花酒，晚上再到巡司巷的懋林春澡堂泡澡，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1947年，沙市同庆泰花粮行的格式发票

 

码头上的行帮都有各自的搬运地盘，甲帮的地盘乙帮不得擅自闯入，否则就用杠子说话。1931年7月一天，沙市打包厂经理金式如雇人从厂里往码头上搬运花包。这一带本是“洋码头”大“头佬”许德礼的地盘，他认为运花包是他的业务，便令人驱赶厂里的搬运工。厂里的搬运工仗着有青帮背景便顶着不走，为此双方展开一场恶斗，结果厂里的搬运工被打死两人。

 

沙市打包厂的老板叫刘季五，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接管了家族产业，1926年底来沙市建厂，一向与官场交往密切。刘季五一纸诉状将许德礼告到沙市地方法院，法院后判他五年徒刑。许德礼是沙市码头工会的头头，也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所以法院对他也不敢得罪太深，便同时判令：打包厂的搬运工只限于厂区内搬运，向厂外转运花包仍须找许德礼的人来做。

 

1947年7月的一天，“洋码头”的“盐工队”将一艘待卸盐包的驳船开到拖船埠码头卸货，以就近将盐包入库。“洋码头”的人闯进了拖船埠人的地盘，那里的搬运工当然不干，双方当时便混战起来，结果“洋码头”的人寡不敌众，被打得落花流水。

 

“盐工队”队长许成章是许德礼的儿子，他仗着老子的势力，长期独霸码头盐包搬运业务。他见自己的人吃了亏，第二天便带着100多名搬运工，扛着杠子到拖船埠码头兴师问罪。
 

民国初期的沙市码头工会会员证章

 

拖船埠码头的“头佬”叫陈志道，他见许成章带人打上门来，当即喊来几百人迎战。这场恶斗先是在拖船埠码头打，后来又打到新建街、巡司巷和民乐街，前后共打了四天四夜，最后造成20多人重伤、1人死亡的恶果，直到沙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员干预才罢手。

 

许成章除了有老子撑腰外，还有沙市盐务支局局长孙德塾做后台，可是陈志道的身后也有两座靠山，一个是沙市商会会长徐鹤松，此公是民国总统黎元洪的义子，当过湖北禁烟总局经理，人称“徐老总”；另一个是江陵县总工会理事章兰亭，此人在抗战期间加入过国民党军统，曾任财政部湖北区货运处采购专员。抗战胜利后，这两人脱离政界回沙市做粮食生意，与陈志道是生意伙伴。徐、章二人早就不满许氏父子吃“独食”，于是暗中鼓动陈志道开打，给“洋码头”的人一点颜色看看。
 

1947年，沙市警察局在洋码头发布的布告

 

这一场恶斗，“洋码头”的人又吃了大亏。许成章便想用当年刘季五对付他老子的办法，准备将陈志道告到法院去。可还没等他递状子，徐老总就让人捎来狠话，要他就此罢休，否则便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许成章知道徐老总的厉害，也只好咽下了这口恶气。

 

民国时，沙市先后建有43个码头，其中“水码头”18个（沿江码头12个、内河码头6个），“旱码头”（陆地装卸点）25个。码头上的行帮为守住自己的地盘，每年打斗几次是经常的事。这样的闹剧，直到1949年之后才逐渐消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