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军攻占荆沙之后，唐牺支司令长抓紧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礼送王正雅部返湘。荆沙是湖北的地盘，只能由湖北人来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二是荆沙旗人善后。旗人人数众多，八旗军刚放下武器，若不及时解决善后问题，势必会战火重燃。

 

前一件事，费了一些周折，但办得还算顺利，达到了让王正雅部撤回湖南的目的。王正雅入住将军署后，每天享受着美女美食，金银珠宝任他取用，舒适生活让他乐不思蜀，不由起了占踞荆州城的心思。他一边暗示旗人出面挽留，另一边向湘军政府都督谭延闿报告，说荆州的安危已经离不开他。谭都督不明就里，仅根据王正雅的电告，以为荆州城是王正雅率部所克，便向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去电，请他下令让王部留驻荆州，并负责旗人善后事宜。
 

鄂军都督府大都督黎元洪

 

当时，黎元洪在忙安定武汉三镇的事，对荆州情况不是很清楚，便在1911年12月23日给谭延闿复电说：“荆州克复，王统领正雅，既为满汉欢迎，且该处为三省重镇，抚治得人，无忧反侧，拟将该统领驻荆筹画善后事宜，敝处甚表同情。请即由尊处会衔，饬该统领驻守荆州。”唐牺支的民军为攻克荆沙付出了巨大代价，他的民军大多数是川汉铁路工人，见王正雅反客为主，一股火气就上来了。从此鄂湘两军由暗斗到明斗，无故也找三分茬，都想把对方逼出荆州。

 

唐牺支对此事的处理倒也冷静，他没有正面与王正雅发生冲突，而是借助黎元洪来解决问题。他多次向黎元洪去电，反复陈述宜昌民军攻克荆州不易，战果轻易送人是重大损失不说，且王正雅部留在湖北，将不利于鄂军政府的政令畅通。他的苦口婆心终于说服了黎元洪，后经黎元洪与谭延闿反复交涉，谭延闿才下令让王正雅部撤回湖南。

 

唐牺支在处理旗人善后事宜时，感到难度超出了他的想象。首先是旗人的恩饷无处筹措。八旗军原是个军事组织，以往官兵除了操练，既不耕作又不经商，生活全靠朝廷发饷银。官兵的岁奉饷银按官职的高低划分：荆州将军是三千五百二十四两；左、右翼副都统是八百五十四两；协领是三百六十两；最低官佐笔贴式是一百一十六两。
 

鄂军都督府安民告示

 

总之，大官的待遇都不错，有的还有闲钱置产。但是底层旗兵的岁饷银却低得可怜：委甲兵岁奉是二十四两、步甲兵是二十两，最低的余兵则只有十二两（清《荆州驻防志》）。旗兵都是靠饷银度日，如今饷银没了，日子也就难过。可是唐牺支司令长手中也无存银，这笔救急恩饷一时不知从哪里去弄。

 

其次是满汉人一时难以融和。唐牺支本想让汉人帮旗人一把，与旗人一起种田、做工、经商，让旗人有口饭吃，但是大多数汉人对此反应冷淡。八旗军驻防荆州后，旗人以主子自居，视汉人为奴才，伤害汉人的事时常发生。譬如八旗军一到荆沙，就占了汉人的两万多亩良田作养马场，使成百上千的汉人长期衣食无着；又如在光绪末年，有一个戏班子在草市唱戏，看戏时一个汉人和一个旗人为小事发生争吵，最后竟引起全场的汉人与旗人对骂，乃至动手互殴，结果死伤了不少人。汉人对旗人积怨太深，如今要汉人帮旗人度难关，这心头结怨一时还打不开，强扭在一起也只会生乱。

 

再次是旗人一时难以适应以劳动谋生。不少旗人除了会骑马射箭、操枪使炮、懂点拳脚功夫外，其他的事都不会做，也不屑于去做。过去，他们多余的精力是放在“提雀笼、打野兽、入赌局、坐酒楼”等方面。在汉人的眼里，让这些身无长技的旗人自食其力，那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

 

对于如何安置荆州旗人，黎元洪都督也有过考虑，并为此曾做出过四条指令：一、无财产者均按甲酌给谋生费若干元；二、有财产者，除予以必要生计费外，其余财产均归民军保护；三、凡护送出境者，由民军指定定点，分散安置；四、准其随地佃田耕种，不必指定公田。

1912年2月9日，黎元洪都督又给唐牺支司令来电：“荆州八旗，多无生计，饥寒交迫，情实可悯。诸君素抱共和主义，自当一视同仁。希设法周济，以拯无告而普大同。”

 

其实，在拿下荆沙之后，唐牺支对旗人善后就有一个考虑：“惟降约内有保护财产及发给恩饷两款，揆之荆宜财政，实难筹发。拟于满人特别殷实之家，提出经费，设立工厂，俾贫寒满人，进厂工作，以资谋生，并由司令部出具股票，以作发给恩饷之资，庶几款有由出，经济不致为难”（民国《武昌开国实录》）。

 

尽管旗人善后有千难万难，但为了执行黎元洪都督的指令，稳定荆沙的大局，唐牺支等人还是想了不少办法，在具体实施之后，荆沙的动荡局势有所减缓。

 

唐牺支会同江陵县知事黄炳言、沙市商会童月江等人，就旗人善后事宜进行磋商，并组建了荆旗善后局（后称旗民生计处）。该局请前湖北候补道朱纯经，御署归州知州余鼎臣主持，由朱纯经任总理，余鼎臣为协理。在该局的有效组织下，具体善后事宜逐渐展开。
 

民国初期，正在施工的荆沙建筑工匠

 

万城大堤（今荆江大堤），自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之后，其岁修资金改由国库拨款。1912年3月，万城大堤岁修开始时，黎元洪都督根据唐牺支司令长的电请，责成江陵县知事黄炳言，查明无生计旗民人数，迅速组织旗民上堤岁修，以工代赈，渡过难关。后荆旗善后局组织部分旗人去修堤，缓解了无米下锅的燃眉之急。

 

鄂西多山地，人烟稀少，有足够的荒地可供开垦。荆旗善后局一时安置不了那么多的旗人，便组织部分旗人去鄂西等处务农。1912年4月，荆旗善后局给一千五百个贫困旗人，每人发了三十块银元，让他们去鄂西、湘鄂交界处的山区开荒；不愿去的则可以自寻出路，于是旗人们改名换姓，有的回了东北或内蒙，有的去沙市等地讨生活。据说右翼副都统松鹤去沙市章华寺出家了。

 

民国时，曾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於曙峦，于1927年4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沙市》一文，他说：“当前清驻防时，有黑、乌、巴等大家。民国后，荆、沙间多不动产，余则穷苦不堪，流寓董市、江口、枝江等处，留荆者只千人左右而已。”为救济“留荆”的这个贫困群体，荆旗善后局责令那几户大家出资，在荆州城的东城建了一座铁工厂，专门生产农业及其它生活器具。铁工厂所需要的工人，都从旗人中挑选，如此便救助了不少贫困旗人，并使不少旗人掌握了生产技能，走上自食其力之路。

 

也有不少旗人根据自身条件，没有依靠荆旗善后局安置，走上独立谋生之路。譬如，一些筋骨强壮的男人多是去沙市、草市码头扛包，拖板车运货，或者去车行拉人力车；身体健壮的女人则多是给人当奶妈、佣人；还有不少人在大街小巷摆摊子，卖驴肉、子面锅块、欢喜坨、抠饺子一类的满人食品，以微薄的收入勉强渡难关。
 

1912年，荆州光复纪念章

 

1912年4月，荆州城内那一道划分汉城与满城的界墙被拆除。这道墙，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按乾隆帝的上谕修建，存续了一百二十四年。因为这道墙，满、汉城分离，满、汉人相隔，而拆除了这道墙，便意味着满、汉融合，五族共和的新时代来临。

 

唐牺支司令长在稳定荆沙局势之后，他的部队被改编成鄂军第七镇，后又改为师，唐牺支由统制改任师长，授陆军中将衔，二次革命后去了日本。袁世凯称帝后，唐牺支回国到汉口策划反袁。1920年，黎元洪再任民国总统后，令唐牺支北上，授北京将军府将军兼湖南督军赵恒惕的驻京代表。

 

可是，此时的唐牺支，终因长年操劳，将身体拖垮了。1924年，他因肺结核病去世，年仅三十七岁，后葬于北京城西门外的天主教义地。唐牺支去世后，已经下野的黎元洪发去唁电，并送葬仪一千块银元。当年曾受惠于他的荆州旗民，则只能面北一拜，遥祭英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