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防荆州八旗军（简称“八旗军”）左翼副都统又称“左都统”，是荆州将军的主要副手之一。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一百九十一年间，朝廷共任命过四十三位左都统，除了一人是蒙古族外，其他的都是满族人，可见朝廷在任命这一军职时，对受命官员族别的重视。

 

左都统的官邸，建在荆州城的东北角（今张居正街东段的北侧），是一座四进深的院落，坐北朝南，有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上房等。当民军围困荆州城后，左都统恒龄在官邸开枪自杀了。

 

1911年12月10日，身着官服的恒龄，用一把“袖炮”手枪开枪自杀。子弹从左胸口打进去，血流了一地，坐在太师椅上的恒龄当即毙命。右都统松鹤从南门天主教堂请来法国主教马修德神父验尸，他确认恒龄是“发手枪洞胸而歾。”
 

民军炮兵准备开炮

 

恒龄，字锡九，姓舒穆鲁氏，满族正蓝旗人。他出生在荆州城，在本旗牛录官义学读书后从军，曾任都统署笔贴式（满蒙文翻译）、骁骑校、佐领等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九日，沙市码头发生“焚毁局关洋房案”案时，随同江陵县知县刘秉彝带兵前去弹压的，就是任旗营佐领的恒龄。

 

恒龄是个腹有文墨的武将。当年，他上书荆州将军绰哈布，请求设立荆州八旗高等学堂和陆军小学堂，把一批旗人子弟送去读书，其中有不少学子后来成为“八旗军”骨干。恒龄因为才华出众，曾上调武昌新军督练处参议，兼湖北陆军小学堂总办，又为湖北新军培养出一大批基层官佐。清宣统元年（1909年），他调任热河练军统领；宣统二年（1910年）又调任宁夏驻防八旗军副都统。

 

辛亥起义爆发之前，恒龄的父亲在四川万县病故，他回籍为父亲守丧，却不料相继碰上了武昌、宜昌起义，荆州危在旦夕。正是急需带兵将领之时，荆州将军连魁奏请朝廷，让熟悉荆州军务的恒龄署理左都统，具体负责荆州的军事防务。

 

当时，“八旗军”将领已经分为战、和两派。左都统恒龄主战，右都统松鹤主和，荆州将军连魁则是左右摇摆，一时拿不定主意。起初，连魁将军对袁世凯提出的南北议和抱有希望，他以为坚守一下，荆州就是议和棋局上的一颗重要棋子，所以他下令让恒龄备战。恒龄也是信心满满地披上战袍出征。他先是在八岭山、万城一带部署了外围防线，之后又在荆州城、草市、沙市构筑了防御工事，准备与民军大战一场，誓死报效朝廷。

 

然而，“八旗军”与民军交火之后，外围防御战打得一塌糊涂，草市、沙市又相继失守。尤其是退守荆州城后，“八旗军”所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民军各营队的炮火猛烈轰击南门，大有炸开缺口，冲入城内之势；邓金标、欧阳超的两营人马合兵一处，对西门展开了猛烈攻击；王正雅统带的湘军，在北门用云梯和土布袋实施强攻。铺天盖地的枪炮声、喊杀声，使“八旗军”的士气完全崩溃了。
 

荆州将军府（选自清《荆州驻防志》）

 

荆州城被围困后，连魁将军与恒龄、松鹤联名向朝廷发去求援电，并一再派出日行三百里的特快驿使，以“城池被困，饷米已绝，子弹告罄，全城数万生灵危在旦夕”为由，请求朝廷“克日拨步炮数营，星夜来援，以救危之。”然而，正处在大厦将倾之际的朝廷，此时已无力顾及荆州，只是一味要求连魁将军固守待援。

 

守城绝非是一件易事。随着民军的猛攻，防守中的问题逐一暴露出来：先是因为匆忙关闭城门，城内粮草来不及充足储备。城内数万人，每天吃的烧的耗用不少，特别是食盐和柴草的短缺，引发了满城和汉城居民的冲突，城中危机四伏；其次是连魁将军为减轻城防压力，同意了马修德神父为汉城居民的求情，准允汉人悉数出城。谁知汉人撤出城后，民军的攻城次数更多，炮火也更猛烈，连荆州将军署的二堂都被炮弹炸了一个大窟窿，更多的旗人倒在残垣断壁之中，兵力在日渐削弱。

 

进入荆州城两百多年，过惯太平日子的旗人，何曾见过如此惨烈的战斗场面。想死里逃生的愿望，驱使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向连魁将军请愿，要迫使他与民军议和。由于恒龄是主战派头子，就是他在阻碍议和，于是城里的旗人们便将怨气都撒在他身上。特别是家中有死伤者的旗人，更是三五成群地堵在他的官邸前，日夜哭泣，咒骂不绝，要迫使他改变主意，与松鹤一起去议和。眼见朝廷救兵不到，城中人心已去，自己带兵在八岭山作战又吃了败仗，加之不堪从早到晚的哭骂之声烦扰，恒龄便心一横，来了个自我了断。

恒龄死后，主战派没了主心骨，也就都不吭声了，松鹤等主和派的意见便占了上风。连魁将军等人都已经知道：在十一月下旬，大清二十四个行省中已有十四个省及大都市上海，都已经被民军光复或者是宣布独立。若是再困守荆州城，那无异是视城内旗人生命于不顾，自取灭亡而已。于是，连魁将军下决心要与民军议和。

 

其实，在马修德神父、沙市海关税务司、日本驻沙市领事馆领事的劝说下，连魁将军也有过议和念头。他表示愿意与民军谈判，但要求民军派人到城里来谈，承诺敬重他本人，并保护全城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唐牺支则认为，民军派人入城谈判岂不是显得太软弱，敬重连魁将军则近于阿谀奉承，如此还不如不谈，因此他就没派人与连魁将军接触。

 

连魁将军此时感到：现在城内粮弹将绝，又孤军无援，如果再不议和，手中谈判的筹码便会越来越少，与其将来被动不如现在主动，于是他“令荆州知府程道存，截指作血书，由商会（沙市商会）转达唐司令长，以示投降诚意”（民国《武昌开国实录》）。与此同时，连魁将军又托马修德主教向民军提出三个条件：一是旗人老稚文弱居十之九，生计之穷，已达极点，遂请发给恩饷救急；二是发给旗人出境谋生护照；三是允旗人继续耕作原有公田，以保今后的生计。
 

荆州将军印

 

民军将领看到这封“血书”后大怒，认为连魁等人都成了瓮中之鳖，居然还敢侈谈议和条件，便不客气地复信说：“开此极不情之条约，出此断指之惨状，求我退军，其为满兵逼迫无疑。”民军将领还警告连魁说：“欲降则速缴枪弹，欲战则速做准备。”

 

早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连魁将军就收到唐牺支司令长发来的《致荆州将军都统书》，其中一段话让连魁等将领读来顿感脊背生寒：“凡我黄种，尽属同胞，义师所至，岂忍效屠扬之举。贵将军都统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务期开导贵族，率顺来归，则生命可保，财产可保，岂非幸福。如其不然，本部统率民军，顺流东下，荆州弹丸一城，谓能抵御义师，幸免锋镝，吾知其难，在贵将军都统，固可以身殉难，其如数十万生灵涂炭何。本部爱民心切，不甘言以诱敌，不大言以欺人，孰去孰从，贵将军都统慎思而熟虑之。”

 

当年，清军铁骑入关攻打扬州时，清军将领多泽以扬州军民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杀军民八十余万；嘉定由于抵抗清军也遭到三次屠城，杀军民五十余万。这些血淋淋的往事，《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等书都有记述。显然，如果荆州不投降，那么扬州和嘉定的昨日，很可能就是荆州的今天，那无疑会给荆州城带来一场血光之灾，这样的结果是连魁将军不愿看到的。

 

民军斩钉截铁的答复，让连魁将军议和的打算落空，看来除了放下武器，献城投降之外，已无其他出路，他只好再请马修德主教、沙市商会的童月江出面，代他向民军转达投降之意。民军在确切知道连魁将军有投降之意后，提出“八旗军”需先缴两千支枪以示诚意，而后在四天内将余下枪枝上缴，敞开城门迎接民军入城的条件。
 

荆州将军签发的功牌

 

连魁将军等人对此无异议，十二月十二日，“八旗军”官兵列队到北门天主教堂缴枪。每缴枪一支，可得饷银十元，拿到银子的官兵多失声痛哭。十二月十三日，连魁将军派出四名协领，在北门天主堂医院内接受了六项投降条件：

 

“一、缴出军械火药及一切之军用物品；二、荆州城内旗民，均需遵守军政府法律；三、驻防原有公田、公产，一律没收；四、旗民生命财产，民军一律保护；五、旗民中极贫苦者，给恩饷六个月；六、民国各种学堂，旗民亦准投考。以上六条，即日起实行，双方均需遵守，俟将来呈报大总统核准后，仍得继续有效。”（民国《武昌开国实录》）

 

1911年12月16日，民军队伍开进了荆州城。唐牺支部由南门入城。进城后便在城楼上升起了白旗，投降的“八旗军”官兵则举手为礼；王正雅部从东门入城，“连魁、松鹤奉印立道左，导王正雅入将军署，沿途旗民，伏地欢迎。”（民国《武昌开国实录》）

 

荆州将军是封疆大吏，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光绪八年（1882年），朝廷任命过五十九位荆州将军，其中十六位是皇室宗亲（清《荆州驻防志》）。由于荆州将军地位显赫，其官邸在关内也是最大的一座，院落进深多达五重，原址为明代荆州府署地（今皇经堂路与张居正街交会处北侧），连魁是住在将军署内的最后一位荆州将军。
 

荆州城北门教堂

 

十二月十七日，唐牺支司令长从宜昌赶到荆州。他在马修德神父等人的陪同下，带着一队护兵进城，沿途“旗籍妇女幼孩者，跪伏路隅执香罗拜”，唐司令长则好言相抚，劝他们回家，旗人“如逢大赦，破涕为笑。”（《荆州光复记》）

 

唐牺支入城后，在原荆宜兵备道署设立了荆宜司令部，同时在沙市设立了总粮台。唐牺支一面向武昌军政府报捷，一面向荆沙民众宣布：恢复秩序，即日开市。

 

《民立报》，创办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是于右任在《民呼日报》被禁后，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新报纸，拥有众多的读者。该报派出的记者密切关注荆州战事，对民军攻打荆州及入城的经过作了详细报道。因此荆州光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