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一支驻防荆州的八旗军（简称“八旗军”）出沙市迎禧门，过古白云桥，沿着荆沙河边的一条土路向荆州城东门奔去。这支队伍的营地在荆州城，十多天前，荆州将军连魁得知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才将这支队伍派往沙市，在青龙观、太师渊、石闸门、宝塔河等要道口设岗，盘查往来行人，以防革命党人潜入荆沙联络起事。但是就在最近，连魁将军得到密报，在宜昌起义成功的革命党人唐牺支，即将率部攻打荆州，于是他下令让这支队伍火速撤回荆州城。
 

清末时的荆州城

 

1911年10月10日夜晚，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于十一日黎明占领武昌，当晚拿下汉阳，在十二日又收复了汉口，武汉三镇宣布光复。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后，大清举国震动，朝廷惊徨失措，而“八旗军”将领更是惶恐不安。

 

武昌起义仅半个月，湖南、江西、陕西数省先后宣布起义或独立，大清顿时处于土崩瓦解之中。尤其让连魁将军感到惊恐的是：十月十九日，驻宜昌湖北新军的唐牺支部一举光复宜昌。随后，宜昌民军司令部传檄荆州将军及都统，要他们“务期开导贵族，率顺来归”，否则兵戎相见，血洗荆州将军府。

 

宜昌劝降的消息传出后，荆沙的汉人是暗自高兴，而旗人则是惶恐不安，不免在想：难道大清的气数真的已尽，祖宗数百年在荆州创下的基业将毁于一旦？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出于国祚长治久安的考虑，在全国十三个军事重镇派出八旗军驻防，荆州为驻防地之一。当时，派往荆州的兵员由三个地方拨出，即北京拨满蒙八旗兵2000千人、西安拨1000千人、江宁（今南京）拨1000千人，总计为4000千人。后来又增加了步甲兵、养育兵、匠役等，连同随行的眷属，到荆州的总人数约7200多人。到清光绪八年（1882年），“八旗军”及眷属已有1100多户，总数达2.5万人（清《荆州驻防志》），是扼守长江中上游的一支重要力量。

 

“八旗军”大本营设在荆州城。荆州城又名江陵城，相传由三国蜀将关羽始筑，东晋的荆州刺史桓温、南朝的梁元帝萧绎、五代十国后梁的高季兴等人，都曾兴修过城墙。特别是建南平国，在荆州称王的高季兴，曾下令将距城五十里内的墓砖掘出修城，首次将荆州城的土城墙变成了砖城墙。

 

自古以来，荆州就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争夺者众，时有烽烟四起，荆州城墙也是屡毁屡建。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安抚使赵雄重修砖城；宋德祐年，元将阿里海牙率领蒙古骑兵打下荆州，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平毁荆州城墙，以防他人夺城扺抗；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吴王朱元璋命参知政事杨景再修城墙；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荆州称王的张献忠在撤往四川前，将城墙毁掉大半；清顺治三年（1646年），荆南道镇守李栖风和总兵郑四维，又依明代墙基修复了城墙。

 

荆州城，东西长约3.75公里、南北宽约1.2公里、高约9米、周长约11.28公里，城内面积约4.5平方公里。在地图上看荆州城，其状如同一瓣剥开的橘子；城墙上开有6座门，每座门后有瓮城。城墙上建有4个藏兵洞、24座炮台、5100个箭垛；环城墙有一条护城河，从“太湖港”引来的水，可以通过北面城墙下的水洞入城，与城内的几座小湖相通。荆州城墙高壕深，只要囤粮蓄水，根本就不惧敌军围城，故有“铁打的荆州城”之称。

 

当年，“八旗军”入城后驻扎在城东，与汉人居住地并无明显分界。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万城堤破，洪水将荆州城的西门冲毁，重修城墙时，乾隆帝发来上谕：“此次荆州城若欲改建，满城亦止须照西安、杭州等式样，于府城内筑墙为界，不必另立一城，以致糜费。”（清《荆州驻防志》）按照乾隆帝的上谕，在南纪门与远安门之间筑起了一道南北走向的隔墙，其高度约为城墙的一半，称为“界城”，俗称“杆城子”（《荆楚研究杂记》）。

 

界城的东边称为东城，也叫“满城”，为“八旗军”及眷属住地，原在此地的荆州府署、道衙、参将衙等都迁往西城，满城不允许汉人居住，荆州将军府，左、右翼都统府及“八旗军”兵营都在这里；界城的西面称为西城，也叫汉城，只住汉人不住旗人，是荆州府署、江陵县衙、集市所在地，关帝庙也在这里。在界城上开有两个小门，分别叫“南新门”和“北新门”。旗人可以从这两个门去汉城，而汉人只有公干，或者是去东边公安门外的水码头，才能从南新门入满城。

 

满城内有八条大街，分别以八旗名称命名：正白、镶白旗居东（今东方红中学一带）；正红、镶红旗居西（今迎宾路一带）；正黄、镶黄旗居北（今屈原路一带）；正蓝、镶蓝旗居南（今公安门一带）。按照八旗传统建制，满城内的旗人，被划分为五十六个牛录额真，每牛录三百人，是一个“无事耕猎，有事征战”的组织。

 

满城经过两百多年的营建，这里有关内最大的将军府、最好的辅文书院，还有相当不错的酒楼、茶肆、斋店、铁匠铺等。地位高的旗人住宅大多是高堂华屋，在荆沙一带是最好的住房。

 

显然，将荆州城拱手送给汉人，让“八旗军”不战而降，这对荆州将军连魁、左翼副都统恒龄、右翼副都统松鹤等将领来说，是想都不会想的事。在他们看来，旗人过了几百年的承平日子，数代人吃朝廷俸禄，现在该是报效大清的时候，哪怕因此死在荆州城。
 

清末荆州城墙上的“三管笔”

 

“八旗军”敢拼死一战，也是有现实考虑的。眼下朝廷已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赶赴武昌，袁世凯已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北洋大军压境，鹿死谁手尚不可知，在这种背景下岂能轻言受降；再说前几天，连魁将军已经请驻沙市的日本领事帮忙，托他转请驻宜昌的英国领事向宜昌民军传话，希望“荆州中立自保”，与宜昌民军“彼此两不犯”。与此同时，连魁将军已联络好襄阳道尹喜源，荆襄两地互为掎角，随时联动策应，并伺机侧击武汉，配合南下北洋大军，共解大清之危。

 

在“八旗军”将领看来，守住荆沙，或者说守住荆州城，除了有外在的有利条件，还具备内在的抗衡实力。“八旗军”有五千多名官兵，官佐多是陆军学堂出身，而且装备精良：拥有克虏伯大炮4门、山炮12门、快枪4000支、各种子弹170多万发、战马300多匹，其它军备物资也准备充足。宜昌民军若从西边来，“八旗军”可在荆州城西边的八岭山、沮漳河、万城一带，凭险设防阻击。这里有山岗、河流、城墙，宜昌民军未必能轻易突破；即使“八旗军”在外线作战失利，还可退守荆州城内。荆州城墙高壕深，至少可坚守十天半月。以逸待劳、固守待援，乃不失为兵家上策。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八旗军”将士心中都明白，在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自己的亲人。这一回，不仅是在为朝廷打仗，也是在为保护家园而战，这是一场“不成功便成仁”的殊死搏斗。

 

正是因为有这些考虑，连魁将军才敢于对宜昌民军司令唐牺支的回话不屑一顾。唐司令在答复英国领事的信中，斥责荆州方面“乃无和平解决之实意，不过借此敷衍，为缓兵之计耳”，但是他同时又提出了“如果有保护满汉人民生命财产之真意，须另问切实办法”的建议。对此，连魁将军目前还不想多做回应。

 

在“八旗军”撤回荆州城后，满城内便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状况。一些“八旗军”官兵嘴上说得很硬，暗地里却在让家人悄悄地收拾金银细软，藏匿带不走的物品，准备一旦有“意外”情况发生，便可随时逃离荆沙。

 

在荆州城的每一座城门口，都已经派有重兵把守，进出城的人与货物都会受到盘查。此外，对进出城的人还采取了限制措施，特别是盯紧了穿学生制服的人，凡是发现有革命党人嫌疑的，便立即抓捕或拖去杀头。此时的荆州城，已是风声鹤唳，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是，无论连魁将军等将领，如何费尽心机地去加强荆州的防务，如何地为“八旗军”官兵打气壮胆，都已经不能阻击宜昌民军向荆州进军的步伐，一场注定是血肉横飞的大战，已悄然地逼近荆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