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7月，许倬云出生在厦门鼓浪屿。1934年，四岁的许倬云随父亲许风藻来到沙市。此时，他的父亲由厦门海关监督转任湖北荆沙关监督。他父亲任职的荆沙关监督公署就设在沙市“洋码头”，这样，许倬云随父母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多，直到1939年日军逼近沙市时才离开。
 

任荆沙关监督时的许凤藻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是中华民国海军的一名少将，他毕业于南京水师学堂，曾任海军联鲸号副舰长。辛亥首义后，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去武汉慰劳首义同志军民时，就是乘坐的联鲸号舰。临别时，孙中山先生还题写了“海天一色”横匾，送给一直陪同他的许凤藻。北伐胜利后，中华民国的海军司令部设在上海，当时因为海军没有固定军饷，得由海军自己想办法筹饷，于是，海军司令部便选派一批将官到二等海关任监督，以监督收取“关余”，即缴付对外赔款（庚子赔款）数额后的余款，用来维持海军的费用。

 

荆沙关是一个内关，在那里担任监督的许凤藻十分忙碌，因为由他监督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从三峡口到九江一带，乃至长江支流的水道都得由他负责，他不得不经常乘船在外巡视。他父亲出门后，许倬云便随母亲待在公署大院里，听母亲讲故事、看图画书、练习写字。他母亲章舜英出身在无锡大户人家，与许凤藻育有四子四女，许倬云排行老三，与老四翼云是双胞胎。但许倬云出生时就是个残疾人，“手脚都是弯曲的，手掌内屈，足背向地”，因此，他在读书之余，还得在亲人的帮助下锻炼用双腿走路。他一直到六岁都不能动，到八岁时才可以提着两张竹凳前后挪动，他是在沙市“洋码头”学会走路的。许倬云说“我从小就学会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随遇而安。有时在椅子里坐上一个小时，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再把我抱到别的地方”（《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以下同）。
 

许倬云与母亲章舜英

 

许家在“洋码头”的住所应当是相当不错的。1935年时的“洋码头”，从连接荆江大堤的交通右路下来向左转上临江马路，排列着亚洲旅馆、安利英洋行、天主堂、沙市海关、轮船招商局沙市分局和中航公司办事处等办公房屋。荆沙关监督公署在沙市海关的西侧，可能是清洋务局留下的一座大院落。许倬云说：“我們住在关监督公署，一座传统清朝衙门，门口有对石狮子，还有块下马石，外面三进办公厅是传统的签押房，最后一进是二层楼的洋房，旁边有花园。关监督公署再过去一点就是海关税务司衙门。”

 

他家住的房屋是不错，但周边的环境却不太好。院子前面的江岸边，如长龙一般的趸船一艘连着一艘，昼夜都有进出港的大小轮船，汽笛声此起彼伏；后面是沙市打包厂，有两栋四层楼高的打包兼仓储厂房，每天要打七百多包棉花包，从早到晚，轰隆隆的机器声响个不停。许倬云说：“后面是英国人（应为中英合资厂）的打包厂，英国人从河南买了棉花（应为江汉平原出产的棉花）送到这儿打包，然后再运出去，所以整天‘喀喀’响在打包。”尽管外部的环境“恶劣”，但却没有影响母亲教他识字读书，他正是在“洋码头”完成了启蒙教育。

 

许倬云到沙市的那年，“洋码头”临江马路已经基本建成。这条马路由王信伯工程师设计，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投资建设，长约五百米，青石板铺筑，是横贯沙市港区的一条主干道。在没有修这条马路之前，“洋码头”的临江房屋都靠近江边，修路时作了一些退后调整，不少房屋的大门或院墙都被拆除了。许倬云看到的是修马路后的景象，他说：“前面是堤岸，再下面是码头。抗战時，码头上很多船，轮船、小船，各式各样的船都有……门口的马路叫临江路，沿路都是好房子，隔壁是天主堂。”许倬云看到的那座教堂，始建于清末，是一座哥特式风格建筑，直到2000年后才拆除重建。
 

1935年，沙市“洋码头”上的临江马路

 

在“洋码头”生活的几年，给许倬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35年的大洪水。那年7月，荆江大堤的堆金台堤段溃口，江水夺堤而出，野马一般在大地上奔腾。顿时荆州城被淹过城门、城东门外的草市镇被冲毁、沙市被淹到中山马路北沿，千家万户流离失所，无数灾民风餐露宿，洪灾的情景惨不忍睹。许倬云说：“我們在沙市遇过几次发大水，江水来的時候会有人打锣示警，上游一打锣就知道有‘大流’下来了。大流就是一波波的大浪，锣声从上游一路打下来，百姓纷纷往高处逃，那真是一股人类无法抵抗的力量，比2004年南亚大海啸差不了多少。

 

有一年长江发大水，内外交通断绝，水淹到我家二楼的门廊，院子里的水像喷泉一样，呼呼地冒上来。我哥哥坐在澡盆里划水出去找人来帮忙，外面的船进不了院子大門，用带来的锯子、斧头，把大门打开一个缺口，让船通过，才划到走廊旁边让我上船。

 

我印象非常深刻，江水浩浩荡荡、翻翻滾滾，一条条大浪迤逦而来，夹杂着树根树枝，拖在一起，真像是一条蛟龙。传说江上出龙，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江水的流速很快，一条条大龙翻过去，还有人抱在树上喊救命，实在很可怕。”那一场洪水，殃及江汉平原的十余县，当时，荆江堤工局局长徐国瑞急得要投江“消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湖北省省长张群紧急救援，连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都亲自乘机来视察灾情，也难怪让许倬云感到了“可怕”。
 

1937年，许倬云(左一)与小姑妈（右二）、弟弟翼云（右一）、凌云（右三）在“洋码头”

 

经历中有可怕的情景，当然也会有美好的印象。“洋码头”是沙市海关所在地，也是轮船、木船的进出港，各种大宗的货物在这里集散，奔腾的江水、高大的轮船、张扬的白帆、如蚁的搬运工，在汽笛与号子声中交织出一幅动感图画。许倬云说：“我家的老工人也经常捎着我到堤岸边看船，我向来喜欢船，大木船、小木船、大轮船、小轮船、拖船、驳船，我都喜欢。当时有一船一船的难民，一船一船的工厂设备，经过沙市转口运往内地。”1937年的一天，坐着推椅的他，还专门和小姑妈、两个弟弟在江边的石台阶上照了一张相。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应该给许倬云留下了美好印象。1933年，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推行“新沙市市政建设计划”，他的父亲是该会的执行委员，全程参与了这次建设活动。1935年6月，沙市中山马路、中山公园、公共体育场等大市政设施都已经建成，沙市中山公园也正式开园。他的父母高兴地带孩子们去游园，许倬云坐着轮椅观看了中山纪念碑、市政亭、锄云阁、卷雪楼、中山纪念堂、孙叔敖墓、武侯祠、太岳堂等“十八景”。为了留下永远的纪念，他们还在公园的蜈蚣岭隧道口留下一张合影，许倬云至今珍藏着那张老照片。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许家在“洋码头”的平静生活，被笼罩上战争的阴云。1937年10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率部出川抗战。许倬云还记得当年那支抗战部队从他家门口经过的情景，他说：“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前夕，有一支川军从四川出来，路过沙市准备上前线。部队清一色灰布軍装，每个人一把大刀、一个背包、一支步枪，整条临江路挤满了军队，只见五支枪、五支枪地架在地上，撑起一张棚子，沒看见炮。小兵围着棚子坐在地上，先母招待他們，整天忙着招呼工人烧水給部队喝，蓬头散发，疲惫不堪。

 

这些小兵年纪都很轻，当时抗战才开始，民气很旺，先母把我摆在门口的下马石旁边，我看着这些小兵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那一刻我从小孩变成了大人，隐约知道这些年纪轻轻的小兵经过沙市，要从信阳直奔台儿庄，最后没有一个回得了家，一个也回不来。长大后我才晓得，当年川军派出一个师直奔前线，在台儿庄全体阵亡，从士兵到师長，一个不留。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当时我不过才八九岁，知道他們要去打‘国仗’，所以小孩变大人不是年纪，而是心境。”
 

1935年时的沙市“洋码头”，前为沙市海关，后为沙市打包厂

 

还有一个姓廖的抗战英雄，也给许倬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称他廖队长。带着两个兵，在我們衙门里住了一个礼拜，天天讲故事給我們听。有一天晚上，半夜三更先母叫我們起床，說要送廖队長，先父是个将军，还得向廖队長行軍礼送他走。原來那天晚上他是要带着那两个小兵、一船的炸药，趁著夜黑风高，乘小船划到日本军舰旁边，自杀攻击，连人带船一起炸死。那时候中国已经没有船了，就将海軍兵员组织成江防突击队，司令部在宜昌，参谋长是先父的朋友徐燕谋。”

 

在“洋码头”，过早懂事的许倬云，经历了太多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事。他的哥哥就是从这里，带着“一包盐、一包米、一双草鞋、一条毛毯，”徒步走到恩施去读书。许倬云说：“我记得我和祖母、母亲在门口目送他离去时母亲哭了，祖母对我母亲说：‘我们多留一个子孙是一个，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所以出去一个算一个，让他先走。’说着说着祖母也哭了。她又讲起，太平天国时，我们家男丁一度只剩两个的往事，所以才說：‘出去一个，留一个，算一个’。”
 

1935年，许凤藻及家人在沙市中山公园留影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沙市从后方变前线，不时受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洋码头”无法住下去了，许凤藻一家人只得逃往老河口。他们一家是乘船离开的，许倬云说；“有一次，我們沿着长江撤退，日本人来轰炸，我們那条船拖着一条驳船，驳船比正船还大，即使上面有红十字记号，表示这是难民船，日本军机一样俯冲扫射，死伤不少，简直是打坐着的鸭子，我心里非常害怕，有时候我回忆起抗战经历还会流泪，不完全是因为悲伤，有时是因为害怕，当年的恐惧到現在一直都还在。”

 

许倬云初到“洋码头”时还是一个幼童，他在这里生活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这里的人、这里的事、这里的房屋、这里的景色，等等，都在他生命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到了晚年，他对“洋码头”仍难忘怀。他曾经让夫人曼丽去“洋码头”看过，夫人回去告诉他说，当年他住过的老房子不在了，那里已经建成了“一个市场”，这消息多少会带给他一些遗憾。其实，如今的“洋码头”已经成为湖北省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许倬云熟悉的那两栋沙市打包厂的厂房还在，临江的一栋还建成了“沙市记忆1876――1949展示馆”，馆里有他熟悉的景物老照片，还挂着他父亲许凤藻任荆沙关监督时的肖像。

 

许倬云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客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曾获得过美国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是一位有全球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如今已经九十多岁的许倬云，仍念念不忘“洋码头”，而这里的人们也没有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