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陈礼荣先生托人捎来他的新著《荆州掌故》。还没翻开，就猜想扉页上的题签肯是：张俊同志惠存一类的话。此前，他送我的《人文荆州》《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都是这样写的，翻开一看，果然是昨日“翻板”。在一个流行先生、女士称呼的年代，仍固执地称我“同志”的唯有礼荣先生一人。这样写也蛮好，“同志，志同道合者也”，看着挺亲切的。
 

陈礼荣新著《荆州掌故》

 

初识礼荣先生大约是在1989年，那一年，市里在沙市江津湖沿岸建十大雕塑，我的朋友刘炳南从省城请来项金国、傅中望、陈育村、罗世平四位大家，在一间大仓库里做泥稿，时任《沙市日报》记者的礼荣先生闻讯赶来采访。我那天恰好在那里玩，那天天气很热，库房里通风不好，看着大个子的礼荣先生在泥稿间穿来穿去，拿一个采访本边问边记，面颊上汗流不止，就感到这是一个十分敬业的人。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市建委办公室工作，留心城市建设动态的礼荣先生常来找我了解建设情况，一来二往我俩便成了好友。2004年，他出了第一本集子《人文荆州》，那是一本容量不大的小册子。后来他送我一本很厚的同名打印稿本，并在扉页上写了一大段话：“题《人文荆州》述怀：砚田笔耕劳作累，情系故园觅沧桑。薪烬方识爝火贵，书荒始觉翰墨香。世途多舛畏名利，蜗居无华度炎凉。自结韦编成乐事，孤本存世亦怡然。予自编报纸副刊凡二十年，迄今略有所成，无意流播应市，乃亲手装订此册以酬挚友张俊先生。甲申年端午陈礼荣谨呈。”我还记得当时接过这一“孤本”，就感到手中物沉甸甸的，因为这里容纳着礼荣先生的深厚友情。

 

礼荣先生对荆州名城保护工作十分热心，在宣传名城方面给予我们市建委（市名城办）不少的支持。记得在2000年，第一次开《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评审会时，他是唯一参会并作全程报道的记者；同年，我随礼荣先生去上海见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请他为“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题写牌名，王老满足了我们的愿望。若非礼荣先生与王老交情深厚，这事是根本办不成的；2012年，市名城办在日报上开了“纪念荆州名城命名20周年”专栏。当时，由我撰稿，他负责编辑，他将每一篇文章的标题套红，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图标，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2005年，市名城办主持张居正墓园建设，园中的两块碑文就是请礼荣先生撰写的，墓园名也是托他请王元化先生题写的。此外，我在出版《荆州古城的背影》一书时，也是他请王元化先生题写的书名，等等。在每件事的办理中，我都感到了他的热情与友善，还有他的丰富学识与写作实力。
 

2001年，本文作者为陈礼荣在八岭山留影

 

礼荣先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75岁，腰背有点驼了，眉发也稀疏了许多，见人总是一脸和善的笑意。在我的记忆里，当年的他可是一个身材高大，血性十足，甚至是有点脾气的人。2001年，我与礼荣先生陪同华东师大教授胡晓明夫妇去看八岭山。在那里，我们发现山脚下被挖出一个巨大的天坑，有卡车在坑底拖土。胡教授说：八岭山是被写入《二十四史》的，当时我们就觉得再这么挖下去，这座名山说不定那天就会崩塌。礼荣先生对此很是愤怒，他当时是《楚天都市报》的特约记者，回来后就写了篇反映问题的报道。稿子见报后，引起省、市建设与文化部门的重视，省里派来了调查组，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还专门在调查报告上做出了批示，最终制止了这起违法乱挖行为，保护了永载史册的八岭山。

 

礼荣先生是“老三届”知青，招工回城后当过汽车修理工。动荡的岁月耽误了他求学，但他却从未放弃过自修。他是边做工、边上电大、边写作，后来以才华考入《沙市市日报》当记者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就被省人民出版社看中出版。几十年来，他写过无数的新闻报道、人物专访、乡情文章等，在挖掘荆州历史文化，宣传荆州历史文化名城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如今在荆州文化界，少有人不知“陈礼荣”这三个字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从2000年之后才开始偏重地方文史研究与写作的。当时，市委有份机关刊物叫《荆州纵横》，主编鲁明约他写荆州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为此，他通读了《二十四史》及相关史料，洋洋洒洒地一路写来，每月一期，一直连载了好几年。正是在他扎实读写的基础上，才有了《张居正——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荆州掌故》这两本大作。
 

2000年，在上海图书馆与王元化先生合影。从右往左，陈礼荣、王元化、张松、本文作者

 

礼荣先生的写作很重考据，从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现在荆州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有七十二回提到荆州。有一天，礼荣先生告我说：我拿笔点《三国演义》中出现荆州字样的次数，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一些人不读书，尽跟着瞎起哄！他在写张居正那本书时，曾多次找我借《张居正全集》。这套书是别人送我的，我没怎么看就起毛边了，那都是他多次翻阅的结果。

 

礼荣先先是个闲不住的人，也是个喜欢多跑多看多问的记者。1999年最后的一天，他约我带上摄像机去记录“世纪末”情景。我俩从上午跑到下午，记录了荆州城区内大街小巷、广场、城墙、古寺等处的影像。现在看，我俩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份特别的影视资料，而在流动的采访中，我也观察到礼荣先生是如何做记者的。对我来说，那天真是完成了一次“实习”之旅。

 

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之地，有不少人在写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但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章并不多见。那一年，长江大学的孟修祥、徐文武教授请礼荣先生做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他很快就写出一篇有关胡在恪的荆楚情怀研究长文。胡是江陵人，清代顺治乙未年进士，曾任江西盐道等职，晚年致仕回乡后，对地方文化建设多有建树。礼荣先生以翔实的史料、扎实的考据、生动的评说，再现了一个真实的胡在恪，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礼荣先生的这本《荆州掌故》，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但翻一下篇目，有些文章我之前是读过的，如《关公文化的“荆州印记”》《张九龄的荆州岁月》《荆州城内千年古刹铁女寺》等，对这些都有比较深的印象。我想：以我对礼荣先生的经历与实力的了解，他这本书是值得我去认真阅读，也一定是会有大收获的。同时，读起来还一定会感到特别亲切，仿佛礼荣先生就坐在身边，用响亮的声音将荆州的尘封住事娓娓道来。

 

谢谢礼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