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新建沙市北京路工商银行大楼时，在楼顶安装了一座大钟。每天早晚，悦耳地钟声响起，大半座老城的人都听得见，让人感到很是新鲜。后来钟坏了，一哑七八年，又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最近，那座大楼在装修，重新换了座大钟，于是每天的早晚，城市的上空又响起了钟声。这次的钟声浑厚深沉，听见钟声，我会有种莫名其妙地兴奋感。
 

荆州市工商银行大楼顶上的大钟

 

在楼顶上安装大钟是欧洲人的发明，建于19世纪初的英国伦敦大本钟（又称“大笨钟”），不仅是英国新国会大厦的标志性装饰，也是工业革命时期一种理念的物化：时间就是金钱。

 

欧美人倡导时间观念，其实老沙市人也是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旨在改变国人的一些生活陋习，包括不守时间的习惯。当时的沙市人对此响应积极，成立了“沙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采取多项措施来改变市民生活习惯，改良市民精神品质，其中一项就是在城区的东、西两地各安装一口钟。

 

1935年10月23日下午，沙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执监联席会议（执行与监察委员参加），会上做出一顶决议：“准沙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函，以本市应设标准钟以资划一时间。现经会议决议，请市委会筹制标准钟两座，一设大湾（今新沙路南）一设刘家场（今中山路东）。”安装标准钟得有个时间过程，但市管会的人等不及了，会议还决定：“在标准钟未设置以前，由本会函电气厂，于每日下午五时开放全市电灯（路灯）一次，以资划一时间，从十一月一日起施行，并登报周知。”

 

这两座标准钟的安装，当时会上决定“俟本会函申、汉（上海与汉口）钟表店询明标准价格后再行核办。”那么，这两座标准钟后来是否安装了呢？我一直没见过安装完毕的文献记载，包括一些老沙市市容市貌的老照片里也没有。我猜想未安装的可能性大，当时市管会正在推行“新沙市市政建设计划”，建设资金是从进出口货物估值中按千分之五抽取的公益捐，一共筹集了约五十万块大洋，建了中山大马路、中山公园、公共体育场等市政设施。开支大，来源有限，加上那时的两座标准钟肯定价格不菲，市管会的人有心无力，改变安装决定也合常理。

侵华战争期间，驻沙市日军在大吊钟前留影（张翅翔提供）

 

有一天，看到荆州收藏家张翅翔先生收到的一批侵华日军在沙市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几个日本兵在一口大吊钟前的合影，我立刻联想到当年要安装两座标准钟的事。极有可能的是机械标准钟安装不起，换成了两口铸铁或铸铜的大吊钟，每天在固定时间，都有人来敲钟报时，就像沙市觉楼顶上的那口火警钟那样，一有火险就有人敲钟通知水龙公所的人赶紧去救火。在手表不普及的年代，那两口大吊钟按点敲，它就是城市的标准钟，那悠扬的钟声服务市民生活，也提醒着人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那时的沙市人就注意到了人的精神改良问题，曾经见过一则民国沙市剪报，讲的是“市民精神”，疑是沙市开展新生活运动时提出的口号。那时，苦难的中国正在进行抗战，国家的底子薄，需要国人振奋精神去创造，只有将国力做强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可能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才有人提出市民精神改良问题，也才有了在沙市街头安装两口大吊钟的事。因为，只有增强市民的守时惜时观念，才可能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创造。懒懒散散，虚度光阴，坐吃山空，那就只有去当亡国奴的份了。
 

民国沙市剪报《市民精神》

 

如今，市工商行大楼上的报时钟又响了。当然，它报时的意义已经不大，感到它更多地是在传递一种理念：珍惜时间，就是珍爱生命。“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过去与现在的报时方式不一样，但钟声告诉人的道理是一样的，沙市人勤劳创造的传统也应该是一直在延续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