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林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每每想起，无不潸然泪下。

 

我的母亲张风英在辛丑年农历六月初六（2021年7月25日）1时50分去世，享年83岁。虽说离世前几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已经不大能认清我们，但她年轻时不服输、精神矍铄、走路挺拔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母亲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上过几年学，大概是高小文化程度，也就是小学毕业。还当过几年民办教师。据母亲说当年外祖父在汉延渠当段长，家里的条件还不错，家里有三个哥哥，一个妹妹。母亲比父亲小7岁，与父亲的结合，离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复员后，在银川市药材公司上班，赵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说媒，母亲嫁到赵家来。父亲家是典型的贫下中农，一穷二白，家徒四壁。当时，父亲有双亲、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据母亲说，她刚嫁过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四叔是穿着露脚趾头的布鞋，腰里挎着镰刀，边打草卖钱凑学费边去上学，母亲就把她的派克钢笔赠送给了四叔，后来还给他做了双布鞋。当时的“大家庭”里，大妈和三叔是两个很霸道的人，每年春节一家团圆，包好的饺子肯定要由着他（她）们先吃，否则拍桌子、砸碗筷是常有的事情，奶奶都得忍着，更何况个头矮小的母亲！母亲原本可以进城工作的，她的好多亲戚在城里上班，而且母亲又有文化，银川刚解放那会儿，需要有文化人的工作地方很多，但奶奶不同意，加之父亲和外祖父母不支持，母亲就永远将根扎在了农村，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母亲先后生了我们兄弟姐妹5个，我是唯一一个在医院出生的孩子。当时国家号召“计划生育”， 加上孩子太多，养活起来非常困难，母亲瞒着奶奶去解放军五医院生的我，并且做了节育手术。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年轻过，一直穿着黑色或深蓝色衣服。农村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也就是“大集体”的时候，母亲在家待的时间很少，农忙季节，早起晚睡，白天干农活，晚上还要给我们几个孩子做布鞋、缝衣服。农忙季节一过，总是随着生产队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平田整地、挖沟挖渠。听队上的大人们说，母亲因为个头矮小，所以轮流做饭的机会总是多些。父亲后来又调到新城冷库（后来的银川肉联厂）上班，由于离家距离太远，经常加班加点，回家的次数有限，大姐带着我和二姐住在一个土坯房里。大哥和二哥与奶奶住在一个屋里，小时候对两个哥哥的印象并不太深。生产队每年分粮食要靠工分，我家只有母亲和大姐两个劳动力，所以分粮食还要交钱，加之奶奶随我家，亲戚故旧来了，总是在我家吃饭，粮食不够吃是常有的事情。为了节省粮食，母亲在家做饭的次数减少，晚饭吃得很晚，我是饿过肚子的。

 

“包产到户”之后，我家分了一头灰色的小毛驴，家里总算有了“壮劳力”，但是大姐出嫁了，还是母亲一个人为主要劳动力。一到冬天，母亲一个人天不亮就驾驶着毛驴车往田里上粪（农家费），每年的春节前田里的粪都堆成一个一个的“土馒头”。虽说父亲周末回来也帮助干农活，但日常的劳动力还是母亲。我们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读书，帮忙也只是周末和寒暑假。母亲是很好强的人，怕自己家的粮食种不好，起早贪黑，浇水、施肥、锄草。为了能给自家田里粮食浇上水，她总是半夜起来去农田，否则轮不上的，有的人为了浇水还打过架。一年下来收获的小麦、玉米、水稻等粮食数量不比生产队里的哪一家少。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不放松的，她说“再苦再累也不能拖累孩子的读书”，家里一共五个孩子，两个本科学历、一个大专学历、一个高中学历，在一个农村家庭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想不起来什么原因，我就逃学不想去学校了，母亲一直把我沿着大新渠边追了好长一段路，她追得我气喘吁吁，但紧追不放，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认输了，乖乖地去上学了。初中毕业，我由于考试去的晚了一会儿，少答了一道题，没有考上银川一中，就不想上学了。当时的情况是在银川五中就读，想考上大学是没有指望的，但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父亲带我去银川十二中找了教导处主任，交了30元重读费，重读了一年，终于以547分的成绩考入银川一中，才有了考上宁大的希望。

 

上完大学，我分配在1家粮库工作，工资低、待遇差，一个大学生干的是扛麻袋、背麻袋的农活，一度非常苦闷。母亲带着我去找表叔，表叔在1家中专学校当校长，想托个关系换一个工作单位。说起找表叔，家里的其他人是没有脸面去找的。由于三叔与表叔为了宅基地闹得不可开交，我们家里人拉“偏架”，与表叔家关系紧张，只有母亲暗地里与表婶关系处得融洽、走得近。当时是2003年防“非典”时期，我和母亲只能隔着学校的铁门与表叔说了几句话，说明来意。表叔让我写一份“个人简历”回头放在门房。过了几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到市里某局去一趟。我去了之后才知道，此人是表叔的女婿，他告诉我，某局下属一个协会正在招聘人员，让我去试一试，我去参加了考试，结果被录取。后来被某局借调，在某局帮忙。我在某局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发挥了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特长，我考上了二级建造师和经济师，引导妻子进入了建筑行业，她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刻苦钻研，白手起家成立了建筑公司，到如今也干得风生水起。我的一家终于摆脱了贫困。由于母亲的为人处事的宽容与大度为儿子铺平了一条道路，我感谢母亲！

 

母亲一生不会骑自行车，但徒步走路一般人撵不上。从我记事起，就记得母亲从上前城村到掌政村回娘家“出礼”，徒步走只能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我们几个孩子几乎都陪着母亲去过，一直到她年老实在走不动了为止。我们有时候劝她就别去了，从年轻“出礼”到老年，从侄子辈到孙子辈，要“出礼”到什么时候呀，她经常反驳道“人情不是债，提起锅儿卖”，意思是今天没有钱就是把吃饭的锅卖了也得还人情。

 

母亲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大方的，因为父亲在肉联厂的缘故，我家不怎么缺肉吃，每年冬天父亲买一只羊挂在小煤房，每天切一块，一只羊吃好长时间。母亲把羊油切下来，用锅熬成一个一个碗坨，总是留着没有肉吃的日子里，用荤油炒素菜也很解馋的。那时农村的生活条件差，谁家一个月能吃上一顿肉，都是令人羡慕的。母亲看到左邻右舍谁家好长时间没吃上肉了，就偷偷地给切点羊油让拿回去，人家真是千恩万谢。那时候的人确实也很淳朴，我家有什么忙不过来的农活，他们也会自愿过来帮忙的，根本没有提过任何报酬，没有现在的人这么急功近利，这么斤斤计较。

 

母亲虽然走了，但从她们这一代人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作者系宁夏建筑业联合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