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退休后去干点什么，既受现实生活的影响，也受未泯理想的驱使，崔忠培先生的选择就属于后者。最近，他的《临宾门下》由中华出版社出版了。他说：“我一生平凡，文笔拙劣，但寻常百姓也自有念兹在兹的岁月，‘知其不可而为’，余生涂抹往昔尘影，既为传承，更为乐趣。”他的女儿则说：“这些将是给予后人珍贵的礼物。”我是拿到这本书后的当天就读完，我认同他女儿的话，我的确收到了一份厚重的礼物。
 

崔忠培新著《临宾门下》

 

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沙市市政协副秘书长的崔先生分管文史资料编纂工作，我那时是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聘任的文史采编员，与他有过一些接触。一天他将我喊到他的办公室，一边改着我的一篇文稿，一边说着改动的理由。他给我的印象是：严肃、严谨、少言。都说文如其人，读他的书再次感受了他的独特作风。

 

写文史资料文章讲究“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三亲”文章也是有局限性的，特别是一些记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读后常让人有意犹未尽，后事不明之感。崔先生主编过多本《沙市市文史资料》，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他在书中写到不少荆沙地方重大历史事件，但却能以他的个人见闻来弥补正史的不足。如在《荆江往事》中，他说清乾隆年治理万城大堤时，湖广总督毕沅所置九尊镇水大铁牛的最后一尊，是在1952年加固沙市大堤时滚落到江中去的；又如在《荆州满族》中，他说清时的荆州将军府是在明朝荆州署的基础上按照北京恭王府的结构建成的，府内共有房屋139间，是关内规模最大的将军府。像这一类的补白在他的书中比比皆是，这些新鲜生动的细节可谓是神来之笔，不仅是丰富了地方正史，也给后人留下许多写作的素材与研究的索引，因而读来让人时有惊喜的获得感。
 

风华正茂时的崔忠培

 

在风云多变的时代，人的命运是难以由自己掌控的，特别是当人面临骤然而至的重击时，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从而度过长夜迎来光明，是许多人希望得到的人生启迪。崔先生的书中写了不少特别的人，他们在面对苦厄时，不叹息、不沉沦、不忘初心，以沉稳、坚毅、乐观的心态去化解前路的艰难，最终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明月清辉的冷暖人生》中，进城干部、水彩画家金家齐，忽然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从高位跌入底层，但“他没有把怨恨和愤懑写在脸上，总是满脸淡淡地笑，脚步稳稳地行，苦酒慢慢地尝，让理智战胜痛苦，用乐观直面现实”。他将高超的画技用于“荆江”牌热水瓶的花形设计，为沙市轻工业的腾飞做出重大贡献；《我家住在荆江畔》中的胡恒永，上大学时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场去劳动，但这个打击并未改变他敢做敢当的秉性。“文革”时的一天，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大白天强奸一个同事的妻子，他见状怒不可遏，将那个家伙从楼上窗口扔出摔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去坐牢也要彰显人的侠肝义胆；还有《冯奶奶房子》中的纱厂女工张大珍，她育有五个子女，白天上班再苦再累，晚上忙完家务后都要坚持自学文化。她将郝建秀工作法运用在实践中，创造出一人照看8000纱锭的生产奇迹。不断争取上进的她，后来当上了市总工会副主席。崔先生用敬意的眼光回望那些优秀的人物，用深情的笔触写下他们的真实往事，从而将满满的正能量灌注到读者的心田，给人以人生方向与智慧的启示。
 

崔忠培负责编纂的《沙市文史资料》

 

文史写作有个基本要求称作“述而不论”，即客观真实地记述人与事的来龙去脉，不在其中掺杂作者的议论。崔先生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他书中的一些人和事几乎就是用白描笔法写出，没有一句带个人情感点评的话，然而读后却让人明白他的思考与看法。如在《在新沙中学的日子里》中，他写1961年《沙市日报》停办时，全体成员在报社大门合影留念，已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王永安也站在后排，可正准备拍照时，报社的社长发现了他，而后毫不客气地训斥拉他来照相的人，最后那人“只好厚着脸皮把王永安叫了下来”。在同一篇中，他写到该校总务处主任邓泽茂，仅仅是在一场演出中扮演的特务太像，他走下舞台后就被公安人员五花大绑，并被宣布是“一个真正的美国特务!”读这些看似好笑的情节，读者自然会感到那个远逝年代的荒诞与沉重，从而作出如何重构和谐社会关系的思考。

 

崔先生出生在草市，读书在沙市，大半辈子就在这“两个市”工作与生活。当时的荆沙也就那么大，所以他笔下的那些人物我也认识不少，如胡恒永、金家齐、陈应谟、戴桢楚、刘广禄、蒋畹华、童佳亮等，都曾有过一面之缘;还有的人是我知道，但却从未曾谋面过的。这些有独特人生经历的人，始终谜一样地吸引着我，我是很想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的，在崔先生的书中，我的这种好奇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我看过抗战胜利后处决大汉奸侯荣辉的资料，说枪毙他之前，用黄包车拖着他游街。当车经过他家门前时，他见自己的几个妻妾在门口哭泣，就喊道：哭什么哭，快把我的棺材抬出来。他的妻妾在解放后又是如何过日子呢？崔先生在《冯奶奶的房子》里写道：大汉奸侯荣辉的小老婆林天玉住在第五进，“林天玉身材高挑、皮肤白晳、明目皓齿、楚楚动人，与一活泼可爱的儿子相依为命。她在纱厂上班，是厂业余京剧社的主要成员。林天玉主演的《贺后骂殿》《二进宫》很受欢迎，但公演《九件衣》后，有关部门认为林天玉不适合登上人民的舞台，从此她变成了一个只能低头劳动的人。”又如在《在新沙中学的日子里》，崔先生写到徐鹤松的女儿。徐当过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马夫，授过文虎勋章，后为沙市商会会长、江陵县参议长，解放后不久即被枪毙了。徐的女儿长得漂亮，衣着淡雅得体，在学校成天低着头，很少言语。“十四岁的小姑娘，背着被镇压反革命父亲的包袱，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她没有多久就退学了。”对那些过往人物崔先生虽着墨不多，但却点出了人在不同时代的宿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而去咀嚼五味杂陈的人生。
 

崔忠培（左）与姐夫留影

 

在苦难的日子里，家是寒冷中的一团火，父母则是儿女避风的港湾。看崔先生的书，最让人动容的是他们一家那血浓于水的亲情。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写父亲：他从十岁起便打鱼摸虾，提篮小卖，后靠自学当上大成堂书局的伙计。解放后加入一家印刷合作社，沉重的劳动使他累得吐血也不吭一声。他临终前已说不出话，泪眼看着儿子，“用颤抖的双手把着火钳，在地上吃力地划出‘努力、听话’四个字”；他的母亲十六岁嫁到崔家，在风雨中挑起生活的重担，既主内又主外，含辛茹苦养育儿女，默默地为家人奉献了一生。崔先生有个聪慧好学的姐姐，为了供弟弟读书，她十二岁就去沙市纱厂当童工。他在《姐姐》中写他给姐姐送饭时，“看见来取饭盒的姐姐，满身都是棉花绒尘，连眉毛、眼睫毛都是白绒绒的”，后来姐姐死于肺纤维化病。我想崔先生是洒泪写出这两篇的，他这也是在告诉人们：在大难面前，亲人间的互相扶持与自我牺牲是多么的重要，亲人的关爱永远是凄风苦雨中的一把伞。

 

崔先生在读中学时就是个文学青年，演过也导过话剧；参加工作后当过文化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机关又编过多本文史资料，写了一辈子的“同志们”，文字功夫好生了得，因而在他的书中常见到文学色彩浓厚的情节描写。如在《川主宫和禹王宫》中，他在写芦席隔成的阁楼房时，说有个码头工出身的李某就住在他家隔壁，此人懒散好色。“有一次，母亲陪我和同学在姐姐房里做作业，忽听对门房床板声声作响，女人哼哼大叫。母亲忙说：‘都快点下去玩，快！”又如在《浒巷口往事》中，循善小学是沙市纱厂经理肖松立出资更名的，校长李某是个结巴，肖见李某中年丧子就对他特别关照，李某也对肖经理感恩戴德，每次学校集合训话时，只要是一提到肖经理，他就咔嚓一声，双腿并拢立正，讲话也不结巴了：“以后只要我提到肖经理，你们都要像尊敬蒋总统一样，和我一起立正、行注目礼！说完，他指着身上的呢子衣服，拿出怀表，大声向我们说：’这都是肖经理送我的。哎，我说肖－经－理，你们怎么没……立正？”书中类似这样生动的描写还有不少，因此他这本书也是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读的。
 

崔忠培近照

 

荆沙曾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这里襟江带湖、风光秀丽、民风淳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崔先生是深情地爱着这片土地的。那浩荡的荆江、高耸的宝塔、宁静的便河、喧闹的小镇、丰富的年节等，都被他用诗一样优美的句子写出，其间穿插着文献记载、古老传说、地理风貌、活动程式等文脉要素，让人在阅读中看见了一幅幅美丽的风情画。如他在《水乡小镇草市》中写道：“那蜿蜒的东荆河水，像一条温柔的彩练由长湖飘逸至沙市，静静的草市河就是其中的一段……河上建有石桥，石桥两边停满客船、货船和渔船，甘甜的河水里，鱼儿在水中穿行，不用垂钓，弯下腰来就能摸到石头缝里的螃蟹、用手就能捉到畅游的鱼虾。这条世代长流的小河，连着周边的河湖港汊，使草市成了一个水网纵横的富裕小镇。”这简洁干净、俗中见雅的文字，一如他质朴无华的人品，带来的是对逝去家园风貌的乡愁，更是对重建荆沙水乡园林城市的呼唤。

 

我曾经问崔先生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他说退休后就在断断续续的写，时间跨度近二十年吧。显然，崔先生是在大半生的积累、情怀和感悟在写这本书。说这本书是一本厚重的地方历史补遗书、一本生动的乡土文化教材、一本真诚的人生感悟集子也并不为过。如今崔先生已是八十有二，我衷心祝福他健康长寿，多留佳作在人间。

 

2020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