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之前，沙市临江多为自然滩坡，江水的冲刷常导致岸线频繁变化。到明末，沙市沿江的堤防已基本形成，并开始有了护岸工程。正统年间（1436一1449年）太守钱昕筑黄潭堤数十里。正德十二年（1516年）荆州知府李仪沿黄潭堤修筑了“甃石”工程，使江边始有石质护岸，从而减少了江水对岸线的冲刷，使稳固码头的形成成为可能。

 

明中期之后，由于沙市已成为江汉平原粮棉的集散中心，在沙市进出的木帆船日益增多，由是各船帮对固定码头的需求增大，于是出现在临江立旗划界，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占据船只停泊位，并保持其稳定使用现象。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荆沙大水后，清朝廷拨款对万城大堤（今荆江大堤）实行岁修，在沙市观音矶至水线房一带出现石矶和条石驳岸。从清同治十年（1871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沙市刘大人巷矶、米厂河至康家桥驳岸相继修筑完成，为更稳定码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从而催生出了“三个渡口码头”、“三个关税码头”和“六个货物码头”。

 

“三个渡口码头”，是指从长江上游宝塔河至下游柳林洲沿岸分布的三个功能不同的渡口码头，即上渡口码头，又称为丁公码头，指康家桥至窖金洲一段；中渡口码头，又称合众码头，指巡司巷至埠河下码头一段；下渡口码头，又称接官厅码头，主要是专供官差、邮差过渡用的码头，指中渡口下游一段。

 

“三个关税码头”，在明清时期，官府对往来船舶货物征税管理已形成定制，接受货物检查与交税的停泊地固定为三处，即宝塔河、大湾和巡司巷口，在这些地方设有专门的税收关卡，应交税船只也只能在指定地点停靠，所以形成了“三个关税码头”。

 

“六个货物码头”，因装卸货物的便利，从沙市宝塔河至柳林洲一带分布着六个相同货物集中装卸的民船码头，即靛码头，以染料货物为主；谷码头，以谷米等粮食货物为主；瓷器码头，以江西、湖南瓷器为主；土陶器码头，以下江陶器为主；碳码头，以四川、江西、湖南的木炭为主。到清代中期，沙市因码头的兴起带动了城区的发展：“水龙上下，巷陌码头殆五十余座，地方繁盛，屋宇毗连”（引自清《沙市志略》）。
 

民国时的沙市海关
 

 

“洋码头”指历史上竹码头一线，因沙市开埠后，日、英、美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这里划租界、占码头、开洋行、建库场而形成的新式码头。尤其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长三百六十六米的沙市海关码头在这里建成后，这一带的民用码头迅速转变为以洋船进出为多的码头，“洋码头”因此而得名。“洋码头”形成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列强进入沙市港打开了大门。清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迫清朝廷签订了《烟台条约》，将沙市辟为供外国船舶停靠的口岸。两年之后，英商立德洋行的彝陵号轮开到了沙市江面，不久汉宜航线开通，沙市成为停靠地。之后英国太古洋行的上海号、汉口号、惇信号轮相继在沙市港进出。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沙市与重庆、苏州和杭州一道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沙市码头的对外大门彻底打开。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政府又强迫清朝廷签订了《沙市口日本租界章程》，将文星楼至玉和坪一带长一千九百米的江岸划为日本租界。该条约规定：沙市口租借永租日本，租界内所有道路、桥梁、沟渠、码头、堤防，以及巡捕之权，由日本领事馆管理，于清朝地方官无涉，但租界周围坚筑石堤，所需修筑力资则由中国和日本共同结算，各出其半。此外该《章程》还规定：日本领事官可以随时随宜的定章程；租界内码头停泊之船，每次要捎若干供租界充用；租界内所有码头、趸船等项，先与税务司察看地势，与各商船往来无碍，方可兴修；租界内设立会审衙门，援例上海章程，规定沙市当时及后来允许外国人设施事宜，如比该《章程》有优处，则日租界亦一体均沾。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诸列强入侵提供了片面最惠国待遇，使英、日、美、德等国势力纷纷涌入沙市，在临江处划租界、设领馆、开设航运机构，将“洋码头”作为了对江汉平原进行经济掠夺的跳板。

 

二是沙市海关的设立，港口管理权落入外人手中。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列强控制口岸的沙市海关在“洋码头”开关。沙市海关最初由宜昌海关监管，后改由江汉关直接管辖。沙市海关的最高行政职位是税务司，由其行使海关对内对外的行政大权。自沙市海关开关至1945年，共产生过三十位税务司官员，其中仅六位为中国籍，海关税务大权基本为外人所控制。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沙市海关码头在原接官厅码头的基础上建成，这是沙市港最早的水泥岸壁式轮船码头，长三百六十六米，有三座靠船的大栈桥和两座小栈桥，工程总造价为关平银八千两，由荆宜施道台在官方基金内拨付。

 

沙市海关内设有理船厅，为了对沙市港实行统一管理，海关制定了《沙市理船章程》，对沙市港内船只的抛锚界限、水道保护、停靠行驶规则和手续办理等作出具体规定。按这些规定，凡未经理船厅批准，任何人不得设各式码头、驳岸、设置浮码头、趸船、填筑江岸淤滩等。通过这个《章程》，沙市海关对沙市港区实行了一体化管理。

 

三是洋行的经营活动，使洋人专用码头增多。早在沙市开埠前，根据《烟台条约》沙市作为外轮暂泊口岸后，为办理外轮货物手续和招徕客货，英国的怡和与太古洋行就在沙市的竹架子码头设置了“洋棚”，用于贮藏货物；备有信号旗和信号灯与过往的本国轮进行联系，备有木划船或租用民船装卸货物，办理厘卡手续，事实上已成为外国轮船公司在沙市港的早期港务机构。

 

清光绪二十四年（1998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开始加入长江航运，次年开汉宜航线，大元丸轮定期停靠沙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日清轮船公司与大阪商船会社合并后，在沙市港设立了办事处。不久美国的捷江轮船公司也在沙市港设立了分公司。此外，美浮、亚西亚、德士古等专门经营石油的公司也在沙市港设立了办事机构。

 

设在沙市港的这些外国航运机构，虽都不直接管理船舶，主要是负责承揽沙市进出的客货运输，但却代行着对公司专用码头的建设与管理权，是事实上的轮船运输监管代理机构。到1926年，先后在沙市设立的各国洋行十九家，经营范围涉及二十多个行业，经营的品种多达一百多种。洋行的增多使贸易与客货运输进一步扩大，同时也使“洋码头”的规模不断发生着变化。

 

四是大清轮船招商局的介入，中外轮船公司展开角逐。早在清光绪四年（1878年），带有双鱼龙旗的大清轮船招商局的江平轮就驶进了沙市港。同年招商局在沙市设置了办事处，并在“洋码头”建立了自己的专用码头。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招商局在“洋码头”建仓库和办公房，并将一艘旧军舰泰安号改为趸船，以供轮船停靠。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招商局对自用码头进行改造，加筑了驳岸、铺设了石台阶、装设了栏杆，建成了规模较为完整的招商局码头，当时号称“沙市第一码头”，能停靠24吨级的轮船。但由于船只陈旧等原因，在1919年，在进出沙市港的轮船船舶总吨位中，英国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六；日本占百分之三十五点六；美国占百分之零点七；招商局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招商局的航运在“洋码头”处于劣势状态。
 

沙市码头上的木帆船

 

 

“ 洋码头”是中外政治势力相抗衡和经济利益角逐之地，同时也是帮派组织争斗和民间纠纷的多发场所。因此自沙市开埠之后，这里曾发生过不少重大事件：

 

一是火烧“洋码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九日，全发源面馆的伙计杨兴全路过轮船招商局时在大门外小便，被该局更夫周顺新发现后发生争斗，后周用扁担将杨打死。杨是湖南商帮的人，杨的死激怒了该帮会的头佬，在帮会头佬余以仁等人的带领下，帮会的人将轮船招商局围住，要求交出周顺兴。由于招商局局董张鸿泽对此事采取闭门不理的态度，愤怒的湖南商帮成员及围观的人便冲进了轮船招商局，除了打砸之外，后又放了一把火将该局办公房点燃。随后蔓延的火势很快烧着了邻近的沙市海关、日本领事馆，以及英国怡和与太古洋行的房屋，吓得日、英领馆的人乘船逃离了沙市。事发后，大清荆州驻防八旗将领桓龄、江陵县知县刘秉彝带兵逮捕了余以仁等人，但日本政府并不罢休，就此向清朝廷发出照会提出五条要求：除要惩罚带头闹事者外，还要求赔偿关平银十余万两，在岳州、福州、三都澳设立日本租界地。英国也提出类似要求。后清朝廷派湖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谭继询(谭嗣同之父)到沙市处理此事。谭将余以仁等四人斩首示众，并将另二十余人判重刑。但由于未处理对此事处置不力的地方文武官员，日、英政府人对清朝廷继续施压，后逼清朝廷再派张之洞来沙市对驻沙绿营军总兵张得意、知县刘秉彝等作出降职处理，并赔偿银两后才算罢休。

 

二是民轮脱离沙市海关管理。沙市开埠后，沙市海关一直行使着对沙市港和民营轮船的管理权。1920年，沙市民轮船主联络外地航商上书反对江汉关监督立定的相关管理章程。1926年北伐革命成功后成立了湖北省航政局，收回了洋海关对民营轮船的管理权，在沙市设立了查验注册给照办事处。1933年行政院又决定将湖北境内民营小轮划归给各海关管理，但沙市的民营小轮船主却拒绝向沙市海关报关。1934年发生荆江号轮海难事故后，沙市当局下令强制民营小轮船主接受沙市海关管理，但由于船主再次拒绝向沙市海关报关，不在该关领取出港执照而不得不终止。1935年交通部汉口航政局在沙市设立办事处，监管东起监利，西至宜都的航政，沙市民营轮船从此脱离沙市海关的管理。

 

三是“洋码头”工人械斗事件。民国年间沙市码头有大小头佬三十多个，他们靠发“签子”，派“日子”来支配码头工人，据此对码头工人进行盘剥。各码头的头佬为了利益之争，也常唆使码头工人之间发生争斗，其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6年，那年“洋码头”成立了盐工队，队长叫许晨章，其父许德礼是市码头工会的头佬。盐工队独霸着“洋码头”食盐的起卸和运输。这年初夏的一天，一艘装满食盐的驳船因“洋码头”处的盐仓装满，便停靠到拖船埠码头卸货。在卸货中洋工队的人与拖船埠的码头工人因争抢装卸货而发生争执，后发展到双方群体械斗。这次械斗一连打了四天，直打得“洋码头”、拖船埠、巡司巷、民乐街一带的商铺不敢开门，双方死伤多达二十余人。

 

四是“洋码头”工人支前运输。1949年7月15日沙市解放，沙市码头工人为支持解放军渡江南下成立了支前大队，队部就设在“洋码头”。7月17日，支前大队动员两百多条小木船船主，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四十九军官兵分数批运往江南。“洋码头”的搬运工人则三天三夜连续为大军抢运军用物质。从当年7月16日至11月之前，支前大队共搬运和装卸军用物质十多万吨，有力地支持了大军南下作战。
 

民国时沙市码头的趸船
 

 

1934年沙市市政管理委员会新修了交通右路和临江马路后，原路两侧的房屋因退让建路宽度，基本上是拆除后重建，从而使“洋码头”呈现出新的建筑风貌。

 

交通右路是从荆江大堤南坡起，接临江马路的路段，为南北走向，路面铺青石板，两侧有水泥人行道。在这条路上的建筑主要是洋行、旅社和轮船公司办公房。路东侧有日本吉田洋行、英国怡和洋行和日华洋行，另有三栋民宅小楼。西侧有长江旅社、永利轮船公司办公房、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堆栈（仓库）和日本日清轮船公司办公房。

 

临江马路是西起交通右路，东至太古洋行趸船的路段，为东西走向，路面用青石板铺成，路北人行道用水泥三合土铺筑，路南人行道铺着石板。房屋呈一字形排列在马路的北侧，主要建筑有官方办公房、旅社、教堂、军营、煤场等。主要建筑从西到东依次排列是：中南旅馆、吉祥花号、安利英银行楼、天主堂、亚洲旅社、茶园、荆沙关监督公署楼、沙市海关办公房、税务司住宅楼、实业部棉花检验所、宪兵营、轮船招商局堆栈、航空公司候机室、允盛煤栈、怡园茶社等。

 

交通右路两侧的洋行、旅社均为西式建筑。一般高两层、红瓦坡屋顶、券拱花窗、青砖或红砖墙面、铁皮包门。

 

沙市海关办公用房系由旧房屋改建，正立面与一般衙门相似。其东边的税务司住宅楼高两层，带券拱走廊，红瓦坡屋顶，面向江边一侧有悬挑凉台，在楼的北面建有网球场；西边的荆沙海关监督公署办公楼高三层，建筑风格与税务司住宅楼相似。

 

安利英银行楼高两层，青水墙面，券拱花窗，朝江一面有悬挑阳台。

 

沙市天主教堂归法国主教管理，教堂为法式建筑。

 

天主堂东侧的亚洲旅馆后改成长江旅社，是临江马路上最高的一栋建筑。高三层、格花窗、坡屋顶、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式。

 

沙市管海关后面是沙市打包厂，1927年始建，有南北两栋高四层的库房、办公楼和机器房等，主体结构为框架现浇，包铁皮大门。

 

交通右路西侧是一片民居，从西往东依次有三条老街，都呈南北走向，是连接江边码头与城区的通道。两侧房屋一般高两层、硬山式布瓦屋顶、木板壁墙、上木板下门，堂屋后有天井宅院。这三条街上有不少店铺、茶楼和小酒馆。

 

民生公司的办公楼也在这一片区内，只是位置在江边。该楼高两层、青砖墙面，临江一面有悬挑阳台。
 

民国时沙市的第一码头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沙市总户数为1.47万，人口约7.3万。常年以“洋码头”为中心停泊地的帆船达一千三百余艘，合计船户和商贾人数约十万左右。

 

沙市开埠后，通过“洋码头”的商品流通量不断扩大，进出口贸易额平均每年以百分之十八的速度上升。日本驻沙领事馆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向本国呈报的贸易年报中称：“沙市物产以荆布、荆缎、棉布、棉花、烟叶等为主，其它货物自左近各地者种类甚多，华洋各货由沙市分运者尤大，不仅是土特产地，盖沙市地势聚水路之冲，当长江沿岸诸港中无比之水利，能使货物聚散自在。岸上人烟繁盛，按下货船连系……”

 

沙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洋码头为中心的港口转口贸易，经沙市港转口的大宗货物有杂粮、川盐、棉花、纸张和烟叶等。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到1913年，每年经“洋码头”运往四川、云南，以及襄汉的棉花约为数万包（每包约两百斤）；每年运往重庆、雅安、云南等地的荆庄大布约三四百万匹；销往外地的生丝每年约八九百担；荆缎、绫、绸等行销武汉等地，每年数千匹；牛皮等水运至汉口转售外洋，每年各不下数千担。

 

在货物进口方面，每年仅从国外进口的布、绒、毡等约十余万匹；每年进口日本棉纱约一万多梱；出自当阳、远安的煤炭用木船经沮漳河入长江，在“洋码头”一带存放和交易，每年约数千万担；从四川、江西、湖南等地运来的木材、竹子多在“洋码头”交易。

 

1934年沙市海关代理专员穆伯在《沙市海关1933年贸易备忘录》中写道：“沙市出口贸易近百分之九十是由原棉提供的，在1933至1934年的每个年度的产量据称为四十万担，其中二十六万担在海关中实际宣称是运往上海的，其中八万担估计是用于沙市纱厂了的。”      

 

沙市本地并不生产棉花，但周围的荆州、荆门、郝穴、藕池等地的棉花都是用汽艇牵引着木船在“洋码头”上岸，然后运到沙市打包厂打包，而后转往各地。1936年是沙市棉花上市最高的一年，集中出口的棉花达九十万担。1923年至1937年间，沙市棉花平均出口量达四十余万担（其中从1928年后出口的棉花多在沙市打包厂打包后运出），居全国各口岸棉花出口第三位，仅次于武汉和天津。由此可见“洋码头”在沙市商业贸易活动中已处于中心地位。

 

民国时沙市码头上的洋房
 

 

在古代，沙市码头的船民在远航前有拜观音庙，洒酒祭天的习俗，陆游在《入蜀记》中对此有过记载。1931年国民政府颁发《帆船公务组织规则》，其中规定凡民船员工达百人以上者得组织民船工会。1935年江陵县沙市民船商业同业公会成立，工会活动地就设在“洋码头”。该会除组织船民商议船业事务外，每年秋后还组织祭祀广源顺济王，即长江水神活动。初期这类活动多在临江的镇江寺或伏波庙内进行，荆沙光复后则改在原江汉南路的江渎宫内。祭祀仪式简单而隆重，一般先是敬献三牲和香烛，随后由工会头佬宣读祭词，最后由参祭船民行跪拜大礼，以求江神保佑行船平安。该会祭祀江神的活动一直保持到建国初期才告结束。

 

 

“洋码头”背靠荆江大提的大同街，这条街也称堤街，从宝塔河一直到文星楼。街中铺着青石板，两侧是相向的吊脚板壁房。历史以来这里就是“洋码头”商贾、跑船的水手，以及码头工人堆货、应酬与吃饭的地方，像洪发云、陈林记、王胖子等饭馆虽说不大，但也有些名气，这里自然也有不少地方特色菜肴，主要代表菜品有：

 

（一）  七星宴：这道菜最初出现在慰劳沙市水龙公所义勇的宴席上，后多为人饯行时点用。

 

（二） 皮条鳝鱼：这道菜相传在清道光年间就已在荆沙出名，将鳝鱼用油两次炸过后，再用糖汁翻炒而成。

 

（三）龙凤配：这道菜相传是当年刘备在东吴招亲回荆州，诸葛亮率众将去江津湾（今沙市港）相迎，而后摆接风宴时所创。

 

（四）樱桃元子：用鲜肉搓成圆团油炸而成，色泽深红，香酥可口，因形似红樱桃而得名。

 

（五）琵琶鸡：这道菜始创于明清时期，用卤肉油炸而成，因上盘时菜形象琵琶而得名。

 

（六）菊花财鱼：财鱼即黑鱼，因沙市商人忌讳黑字，故取财字代替黑字，以象征吉祥。

 

（七）冬瓜鳖裙羹：据清《江陵县志》记载，这道菜始创于宋代。选用肥大公甲鱼裙边，配嫩冬瓜清炖而成。

 

（八）八大盘：是“洋码头“酒馆的常备菜，以三蒸（蒸鱼、蒸肉、蒸菜）为主，配以炒鳝丝、红烧鱼、扣肉、炸丸子等。

 

（九）牛肉抠饺子：将大米磨成粉，用温水搅拌成芡，而后用手指抠洞，塞入鲜肉油榨而成。  

 

此外，在“洋码头”一带，沙市里巷的传统小吃，如春卷、炸臭干子、绿豆皮、豆腐元子、蟹壳黄、早堂面、细豌子泡糯米、扯糍粑、方糕、挺挺糕、汤圆等也常能吃到。
 

民国时的沙市打包厂厂房

 

 

 “洋码头”是城市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凝聚着几代人的记忆，保护和利用好它对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助力城市旅游经济有着特别的意义：

 

（一）找准时代景观风貌定位。“洋码头”历史跨越时间长，沙市港区景物不断在变化，因此，应将目光放在最具特色景观风貌的年代。综合各方面的条件，“洋码头”文创园建设宜定位在1936年左右。因为，在这一时期临江马路已经建成，港区各大建筑基本完成重建，三条老街巷在经历了1935年大水后也已复修。日、英、美等外轮公司，以及轮船招商局的专用码头也已基本固定，沙市港航运进入到平稳发展时期。而且这一时期遗存的历史文献资料较多，在建设中可便于参考佐证。

 

（二）“洋码头”的景观风貌以恢复历史建筑为主。历史景观风貌的再现必须依托于历史建筑的复建，人们的记忆凝聚于此，将来拉动旅游的动力也将产生于此。对历史建筑复建的成败将直接决定着“洋码头”文创园的生命力。从目前来看，要谨慎地拆除已不多的老建筑，对遗留的房屋及断垣残壁要尽力改扩建，尽最大的努力恢复其带有时代特征的景观风貌。

 

（三）确定四大功能区。根据历史记载和建筑现状，“洋码头”宜划分为四大功能区：

 

一是交通右路旅游休闲商务景区。这里历史上曾是洋行商贸交易及货物贮藏片区。日、英几大洋行的办事机构都在这条路上，如英国的太古和怡和洋行、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日华洋行等，特别是英国怡和洋行的原建筑还留有残壁，因此，可恢复为外域建筑风情一条街，将来在这里开设商店、酒吧、茶屋等，使之成为能吸引游客的特色休闲商务区。

 

二是老街饮食特色文化区。在交通右路西侧曾有三条老街，从西往东依次是水井街、古塘街和大慈街。这些老街形成于明清时期，是本地店家接待水客（指水手、外来商贾）之地，也是最早的货物交易场所，其房屋具有典型的老沙市民居建筑特色。因此，宜修复三条街的青石板路、复建路两侧的民居小楼，使之成为“洋码头”旅游饮食特色文化区，同时还可作为拍摄历史题材影视剧作品的基地。

 

三是临江历史文化博物馆区。临江路沿线曾是沙市海关、轮船招商局、宪兵营、航空公司、沙市打包厂等机构和工厂的办公与生产地。因此，宜依托历史史料（当年沙市港区图和沙市海关等老照片）完整的恢复沙市海关、沙市海关税务司住宅楼、荆沙海关监督公署楼、轮船招商局办公房、宪兵营、航空公司办公用房、安利英银行楼、亚州旅馆、天主堂等历史建筑，并依托所恢复的历史建筑打造多个专题历史博物馆，以生动展示沙市开埠以来的历史文化轨迹，来满足人们对寻觅记忆和了解城市历史文化的需求。

 

    四是非遗技艺展示窗口区。在沙市打包厂东侧是原沙市日化工业厂房区，这里曾是沙市解放后第一家国营公司一一沙市油脂厂的诞生地。该区内现有一座欧式风格办公楼，以及成片的青砖房屋。因此宜在那栋大楼内建沙市轻工业发展纪念馆，依托市收藏协会建立沙市轻工业优质产品的展出和交易地，同时依托那片青砖老房屋建市非遗项目生产、展示、销售场地，使之成为展示汉绣、磨鹰风筝、錾花青铜器、髹漆漆器等传统技艺的窗口，起到传承传统文化，吸引游客，活跃旅游经济的作用。
 

民国时沙市码头的临江马路

 

（四）依据历史文献真实再现“洋码头”景观风貌。“洋码头”文创园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真实再现历史文化景观风貌，因而项目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应尽量接近历史真实，尤其要认真研究现有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图纸和老照片，以做到在建筑造型、材质选用、外观装饰等细节方面能说得出历史出处。只有抓住了历史文献的要点，才能利用好现代设计手法打造出一个景观风貌依旧的大景区：

 

 一是交通路和临江路的真实再现。这两条路当年都是用长形青石板铺砌，系三峡地区产的青石，是当年道路的设计者王信伯亲自去宜昌选购的。在道路的中间有伞形交通岗亭，临江一侧有铁链栏杆，路北侧树立有白炽灯电线杆。

 

二是老建筑排序位置的真实再现。1935年王信伯工程师在设计交通路和临江马路时留有设计图一张，图上标有各历史建筑所在位置、建筑的名称等，因此应尽量按该图来复建那些历史建筑，以将游客带到风貌依旧的街景中。

三是老街建筑的真实再现。沙市民居具有前店后厂、前店后宅的特点。从布局上看，一般是店铺后带天井院子。如果是两层，则有带栏杆的走马楼，天井中有井圈；楼高一般两层，底层店铺多上门板，二楼临街面有矮花栏，格花窗外推；硬山式坡屋顶，布小青瓦。有的封火墙有凤头造型，支撑部呈牛腿状；若是多重房屋，则进出通道大门为长方形石头门框，房屋之间有洞门相连；房屋的墙壁多为木板或青砖罐斗墙，山墙上有堆花。因此大慈街等三条老街房屋的修复应尽量体现这些建筑特点，给人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老建筑的真实感。

此外，在这片老街内还可建一些古代名人雕塑及诗碑。当年李白、杜甫、刘禹锡、苏轼、陆游等来荆沙，都是乘船从江津弯，即今“洋码头”一带上岸，并留下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陆游的“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依驿卖烧鸡”等，都是当年码头风景的真实写照。

 

五是沙市打包厂区的真实再现。沙市打包厂始建于1927年，当年所建的南、北两栋现浇框架库房、经理办公用房等都保存完好，尤其是当年库房内的喷淋管、铁皮大门、花窗玻璃、禁止吸烟标语、插旗铁环、红漆地板、楼梯栏杆和水磨石地面等都还原样保留着。因此对打包场景区不宜做过多修复，应尽量保持建筑本体的原真性和历史信息，但当年的机器房可按历史图片修复。对沙市打包厂区景区将来可按文化展览和商品交易馆进行设计和利用。

 

（五）老码头趸船的修复与利用。1935年的洋码头从西到东趸船的排列是：沙市打包厂趸船、沙市海关趸船、通安轮船公司趸船（即轮船招商局的第一码头）、日本日清轮船公司趸船、英国太古洋行趸船。按历史图片复建这些趸船，既可丰富码头景观，又可作商业利用，如以趸船作为水上婚庆场、歌厅、茶室等，待条件成熟时还可打造一条带异域风情的邮轮，开一条连接江南荆江分洪风景区的水上游览专线，使荆江分洪风景区成为“洋码头”文创园的配套，成为荆沙人美丽的休闲花园。

 

                               2018年6月写于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