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接到陈礼荣先生的电话，说他的新著《张居正一一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出版了，昨天刚收到出版社寄来的书，他马上给我送来。
 

陈礼荣新著《张居正一一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

 

我下楼去迎他，在路边远远地见他走来，步伐还是那么快速，脸上笑咪咪的样子，但忽然就觉得他的腰板有些弯了，脸上也多了几分苍桑感。礼荣先生与共和国同龄，应是迈入古稀之年的人了 。

想起在二十年前，我在八岭山为礼荣先生拍过一张照片，他那天身穿一件白衬衣，套着件马夹，胸前还挂着架照相机。本就高大魁梧的身躯是那样的健硕挺拔，一头乌发，双目如星，方正的脸上充满自信的微笑。弹指一挥间，礼荣先生就壮年不再，真让人顿生出感慨，同时也还有一丝怜悯：礼荣先生太累了，他写这本书太苦了！
 

壮年时的陈礼荣先生

 

我与礼荣先生的相识，还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1987年，我为雕塑家刘炳南写了篇《凝固在大地上的音符》，此文传到了礼荣先生手中，他那时是《沙市日报》的副刊编辑。他看后特地来找我，谈他对这篇文章的感受、意见或建议。我们的交往是一见如故，他那热情而诚恳的态度给我留下老大哥般的印象。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俩便建立起了兄弟般的情谊。

 

礼荣先生是个学者型的记者，对本土文化，尤其是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方面的事异乎寻常地关注，也倾入了他不少心血。

在跨入21世纪的前一天，也就是1999年12月31日，他约我去记录20世纪最后一天城市的影像。那天他带着照相机，我背着摄相机，我俩从老城区的西边跑到东边，穿街走巷，不停拍摄，留下了这个特殊日子里许多城市普通人的光影形象；下午还特地去了荆州城，记得在老关庙还抚摸着石粉剥落的古碑，仔细辨识清康熙四年某当朝大学士亲撰的《重建荆州大关庙三义阁碑记》中的文字。记录历史，收集史料，是我俩共同的爱好。
 

陈礼荣著的《人文荆州》

一次与他聊起荆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他就建议我写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说他可以在报上开专栏。那次合作，我一口气写了三十多篇专文，都是礼荣先生一一审稿发出。文章见报后反响良好，也使更多人开始关注荆州名城保护存在的现实问题。

 

还有一次，我和他结伴陪一对外地前来寻幽访古的客人去看古龙山(今八岭山)。我俩发现有人在立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岭山古墓群” 标志牌不到五百米远的山脚下开掘取石，那已形成的一个巨大取土坑，其向下盘旋的道路可容汽车直接开到坑底，坑深竟达三四十米。他非常气愤，说荆州古龙山是载入二十四史的一座名山，当年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于重阳节来此登山，还留下了“龙山落帽”的典故。这座山，是荆州名城的宝贵财富，这些人如此糟蹋它，那我们得管一管。他回去后就通过名城保护单位直接反映情况，新华社湖北记者站派来专人，具体查看了现场，认为情况的确属实，于是写了篇内参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这事最终引起了省建设与文化部门的高度关注，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还作了相关批示。

 

礼荣先生是编地方文化副刊的，该部门实施采编合一的工作体制，故与城市建设、市容市貌管理等工作多有交集。他利用报社的工作关系与社会影响，为名城保护出了不少的力。
 

与王元化先生合影（右一为陈礼荣、右二为王元化、左一为本文作者、左二为同济大学张松教授）

 

那一年，荆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要挂牌，有关领导同志打算请荆州籍的著名文化学者王元化先生题写匾牌。礼荣先生与王元化先生比较熟，于是就陪我一道去上海拜见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思乡心切，见到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由此还特地从吴兴路寓所跑了一趟设在上海图书馆内的工作室，专门精心经意地书写出那帧匾牌。

 

2000年后，市名城办主持修复张居正墓园，礼荣先生成了编外工作人员。他遵照有关领导同志的安排，查史料、看现场、出主意，竭力尽心，忙得不亦乐乎。由王元化先生题写的墓园匾额就是礼荣先生出面求来的，园中那两块分别记录着张居正生平与墓园建设经过的碑文，其初稿亦均出自他的手笔。

 

礼荣先生对我更像是兄长一般，在我的文史资料收集与写作方面给了许多无私的帮助。他在得知我要写一些荆州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时，除了提供一些史料外，还在报上安排发我的稿件。为鼓励我，他还专为我写了篇《一个收藏城市历史的人》，而这篇文章直至在报纸上发表后我才知道。

 

2006年岁末，我已在准备出版《荆州古城的背影》一书，他就出面去请王元化先生为此书签题。事后他告诉我，这副书名题签是老人家住进医院前题写的最后一帧墨宝，自从这次住院，老人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言及至此，真令人不胜唏声，由衷感念王元化先生对桑梓后学的提携与奖掖之情。
 

陈礼荣著的《荆州人杰张居正》

 

《荆州古城的背影》出书后，礼荣先生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热心向社会推介；后来我与江永武先生合著的《诗画物语梦荆州》出版时，他又写评论作了介绍。

 

那一年，他编好了自己的首部文史作品集《人文荆州》，因书太厚要作删减，于是他就先装订了两本原稿，并将其中一本题诗送我，还交待我说不要让这些资料散失了。

 

礼荣先生是个写作异常勤奋的人，他通读过二十四史和许多地方文献。十多年前，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乡梓先贤张居正方面，写出了不少在学界引起震动的专文。他说：张居正是一位历史伟人，是荆州人的骄傲，但目前史学界对他褒贬不一，还有人在给他泼污水，我得为给这位先贤正名而出言吐语！

 

我有一套四卷本的《张居正文集》，我自己倒没怎么看，几年间他借了还，还了又借，书都被他翻旧了。

 

那年夏天，天气十分炎热，他应市纪委之邀在市电视台开了有关张居正的专题讲课，一连几场，史料丰富、观点新颖、声情并茂，赢得了阵阵掌声，起到了良好的宣讲效果。

 

那一年，一次高规格的张居正学术研讨会议在荆州召开，多位专家学者莅临荆州。他在会上根据自己新收集的史料，作了关于张居正并没有霸占过辽王府的专题发言。因此事曾有《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古籍叙及，故一时引起明史学界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就连明史学界著名的专家王春瑜先生也对此赞赏不已，后来还发专文在《光明日报》上提及此事。

 

在十多年前，礼荣先生就写过一本有关张居正的书，后他又发现了不少新史料，于是他受市张居正学会的委托，开始著述《张居正一一大明首辅的生前身后》这本大作，想全面系统地表达他对张居正的最新研究心得。

 

这十年来为写这本书，他推掉了许多应酬，一心苦读史书，在浩若烟海的史籍中去寻觅他所需要的资料。在写作期间，他本已退休，每天都得在忙完必要的家务事后才开始写作。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看来字字皆是血”，用这话来评价礼荣先生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在书稿完成后，因在出版经费上的一波三折，礼荣先生还曾准备印两本“赤膊书”（指自己装订的书稿）存史赠人。幸好，此间他得一位古道热肠友人的鼎力相助，最后终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顺利出版，最终一了他的十年夙愿。

 

礼荣先生为写这本书耗尽了心血，这本书也将他催老了。看着他那张苍桑了许多的脸，就想起李商隐的那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眼中不觉就有些潮湿了。

 

中国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传承，是以一批有使命感的学人的奉献为基础的，这些人才堪称中国文化的脊梁！我想礼荣先生也正是这基础中的一粒石子，在承载的重压下顽强地彰显着生命的张力。所求无非是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负自己平凡的一生吧！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