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师隈研吾对建筑的思考，却在另一个角度激活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往来于图纸与工地之间的他，看似从事着完全“形而下”的工作，但是可贵的是，他未曾放弃过“形而上”的思考，《负建筑》便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该书以三个灾难性事件作为起点：阪神大地震、“九一一”撞机与奥姆教恐怖主义行动。在这三个灾难中，建筑都失去了它作为人类的保护者的功能，它们不再是我们温暖的家园，反而成为伤痛的根源之一。作为建筑师的他对这个状况深感痛心，于是往返于建筑史与自己的建筑实践之间，怀抱着对建筑意义的笃定信念，开始了一次绝地逢生的冒险。隈研吾的方法近似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他不满足于解决表面的问题，而试图从根源处开始思考：

 

为什么建筑物会被人们如此的厌恶呢？这种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问题是出在与建筑物相关的事物上，还是建筑物本身的存在上？

 

建筑本身固然有其问题，用他的话说，便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体积庞大，消耗物资，一旦完工后不可能轻易地拆除或重建。但这些缺点也使它成为人类赖以遮风挡雨的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筑的数量：“建筑物已经供大于求”，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建筑业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持续得到激励。紧接着，他讨论了住房抵押贷款与凯恩斯主义财政这两种激励措施对建筑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隈研吾的过人之处在于将建筑界司空见惯的现象与“社会”联系起来：他不仅仅在“建筑界”这一单向的空间中进行思考，而是引入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元素--比如贷款与凯恩斯主义--参与讨论，看似纷繁复杂，实则激活了这一话题的可能性。

 

就像他所说：社会与建筑业息息相关。进而言之，相比于建筑物本身，社会更需要的是建筑行为。建筑物瞬间由物质实体延展为牵连着各种社会关系的结点，化身为经济活动、劳资关系、选举行为--总而言之，它们不仅仅是孤独矗立在土地上的庞大“建筑”，而是“建筑行为”。在之后的讨论中，他反复使用这种“由点到面”的放射模式：由自己最熟悉的建筑业出发--大到城市规划，小到某一时段的建筑风格--讨论与这些建筑问题相关的社会制度，再由这些社会制度着手，分析世界为什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换言之，隈研吾以建筑为方法，剖析现代社会的肌理，并用这种独特的方法将“现代”呈现给我们。以“工业化时代”为例，在他看来，这个概念与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兰开夏模式乃至不列颠帝国都无关，其本质在于“时间”与“形”：时间是慢慢地、永恒地持续下去的东西，这也是木结构建筑时代的本质。它与20世纪的工业化的或预制件的结构性质完全不同。工业化也好，预制件也罢，它们的目标与混凝土一样，是固定，是有形。想要尽快达到“有形”的结果是工业化时代的本质。

 

建筑师或许和作家一样，对时代特征的把握有着先知式的敏感，其精准度甚至超过社会学家。隈研吾在此用“时间”、“形”这些略显抽象的概念来描述工业化时代，用“木结构”与“混凝土”来区分“前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看似外行，对我而言却仿若神启。这种略显感性的描述固然有其不严密之处，但是不可否认，它将经院学术数十年来难以说明的暗角一瞬间照亮。而这位哲学家般的建筑师对于他所洞悉的社会，却有着浓浓的悲观，这不仅仅体现在此书的标题“负”（defeated，即“被打败”）中，还体现在许多细节上，比如他对“生产空间”的理解：遗憾的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并没有那么透明。取代了战争的并不是和平，而是安全管理；支配空间的也不是透明性，而是安全性。虽然网络使所有的一切看上去好像连成了一个整体，但实际上世界仍然被各种安全体系分割成无数个画地为牢的独立单位，并且，存在于这些独立单位之间的缝隙也不是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它们之间的缝隙和裂痕处只是暴力的场所。

 

隈研吾的矛头直指盘根错节的现代技术（网络）、制度（安全）与行为（暴力），它们带来的结果便是“透明”生存空间的沦陷。这种悲观的论断蔓延到他对建筑艺术的看法中：“艺术被无情地改变了……应该说，处于艺术外围的世界像建筑、影像世界也在同时发生着改变。我们已经摒弃了艺术和建筑的分工，开始走在找不到温暖和舒适房间的世界里。”当我读到这段话时，禁不住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段话：“幼时乘马拉街车上学的一代人，此时站在乡间辽阔的天空下，除了天空的云，其余一切都不是旧日的模样了；在云的下面，在毁灭性的洪流横冲直撞、毁灭性大爆炸彼伏此起的原野上，是渺小、脆弱的人的身影。”

 

何谓“现代”？或许，就是一次无情的改变。过往的一切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之名统治我们的一切，无论它们叫做“理性”、“工业”还是“全球化”。本雅明和隈研吾都是怀旧者。当剧变发生，昨日的世界分崩离析，这些怀旧的人永远格格不入。于是，隈研吾批判现代建筑，同时也开始思考：人们究竟会重建什么样的建筑？有没有可能建造一种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需求的建筑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需求的建筑”便是所谓的“负建筑”，除此之外，他并未给出更为明晰的定义。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没有放弃对建筑的执念：深谙现代社会对建筑的影响的他，不曾中断对建筑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思考：

 

如果这样的建筑真的能够成为现实，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形式出现在人们眼前，试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形？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可以控制，已经膨胀到了我们已经无法了解其本来面貌的世界的秘密武器？会不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带来影响？

 

的确，当建筑这一物质形式被深深地卷入现代体制之后，对物质形式本身的变革必然牵动对体制的变革！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但我们总是过分强调了前者对后者的决定性作用，却忽视了后者对前者潜藏的颠覆力量。如果说，20世纪中叶的福柯以“身体”作为解剖现代社会权力机制的显微镜，那么世纪之交的隈研吾便是以建筑作为透视镜，向我们展现现代社会忧伤的一面；不仅如此，建筑还是一扇窗，推开它，窗外的“新生活”触手可及--他忧心忡忡，同时野心勃勃。以建筑为方法，他看到了危机也发现了生机。这无异于一次绝地逢生的思考。或许，对于这位悲观的理想主义者而言，“负建筑”的意义恐怕不仅仅是寻回那一间间温暖而舒适的房间，更是建造一个温暖而舒适的“现代”，让人类真正获得安全、自由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