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24日傍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带着第五处处长胡愈之在汉口码头登上一艘轮船，准备撤离武汉到沙市，而后从那里转道去长沙。这年5月徐州失守，6月中旬日军分兵五路扑向武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阳新指挥武汉保卫战，前后打了4个多月，本想守住这座华中重镇，但10月21日日军偷袭广州，掐断了南北运输线，再守武汉已无战略意义，因而在24日下午，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在怡和街召开了最后一次外国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各机关人员将全部撤离。
 

抗战时的郭沫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秘书长贺衷寒和郭沫若都有专用小汽车，贺衷寒的车前几天送家眷外出未归，他本人原打算坐船走，但因为22号这天《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乘坐的新生隆号轮在西撤途中被日机轰沉，死了不少人，他感到坐船不安全就非要坐车走，郭沬若只好将自己的车让给了他，自己与胡愈之乘船撤离武汉。

郭沫若乘坐的那条船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时走时停，两天的航程居然走了四天，直到10月28日下午才停靠沙市码头。武汉的弃守早巳让沙市这座滨江小城变得不安宁，沿汉宜公路滚滚而来的人流和车流，还有从沙市码头上岸的人群和物资将沙市搅得一团糟。
 

郭沫若（中）为《塞上风云》摄制组送行

“沙市的动乱看起来比武汉还要厉害。秩序是紊乱透了，市面总有好几天没有打扫，商店多只是半开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几天，车滚马腾，天崩地塌，把整个沙市闹得来只有沙没有市”（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政治部第三厅下边有个战地文化服务处，总站设在汉口，同时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地设有分站。由于沙市是长江中上游的重要港口，总站就在那里设了个沙市总处，加挂鄂西宣传总站的牌子，负责人是刘明凡（建国后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郭沫若创办的《救亡日报》第一期

郭沫若和胡愈之上岸后，经临江马路上了中山马路，他俩正在找路人打听沙市总处的位置时，却碰见了冯乃超（建国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38年4月郭沫若奉命组建第三厅时，田汉、洪深、冼星海、冯乃超等一批知名文化人都被召到他的手下。冯乃超出生在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家庭，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新文化运动时创造社的一员干将。他在第三厅的身份虽是第七处三科科长，但实则是中共设在三厅的特支书记，在副部长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冯乃超见到郭、胡二人十分兴奋，说他26号就从长沙开辆卡车来沙市，是专程来接他俩的。他们三人很快在中山马路聚兴诚银行旁找到了沙市总处，刘明凡一见到郭沫若就告诉他说:周恩来副部长在25号乘车到沙市，在聚兴诚银行住了一夜，已于26号渡江去公安南下了。
 

 

李宝常（中坐者）、童月江（着黑衣者）与张大千兄弟在苏州网狮园

郭沫若是中将衔的厅长，按说他到了沙市，本地的军政负责人应出面接待他，可能是时局太乱，那些头面人物一个都没露面，只有沙市商会的童月江出面为郭沫若一行接风洗尘。

童月江是四川巴县人，秀才出身，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与对清荆州驻防八旗军的劝降。民国初期他定居沙市经商，是沙市川帮商人的老总和红帮大哥，还是沙市天主教教友会的会长，也称得上是个有身份的人。童月江知道郭沫若是个大文人，本想请本地的大书法家李宝常来陪他吃顿饭，李宝常在日本留过学，还在前清做过官，辛亥革命后才隐居沙市以卖字为生。但李宝常这人性情孤傲，童月江邀他陪客时竟被他一口婉拒，童月江就只好另请了两人：一个是朱畅九，他是朱元璋之后，家住沙市九十铺下街，大门口挂一块匾，上书“宝训堂朱”。朱畅九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抗战前回沙市闲居。他还是个居士，平时以研究书画为乐；另一个是黄馨陔，他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在沙市崇文街办私塾，因写得一手好书法，后常在纸铺里当“写字匠”，靠写对联和招牌赚些收入维持生计。
 

郭沫若下榻的聚兴诚银行

郭沫若是书法大家，见席上有两位同道中人，就边与他俩聊书法，边问些荆沙历史文化方面的事。其实童月江与朱、黄二人最关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打到沙市来，当他们向郭沫若问这个问题时，他哈哈一笑说：“这话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回答，因为只要他们高兴来，便随时都可来”（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那天晚饭吃得较早，饭后朱、黄二人提出陪郭沫若去中山路上的鲍乾元纸铺看看，那是一家经营文房四宝并兼营古玩的店铺，在沙市也算是一家大店，黄馨陔就常在那家店里写字。

中山马路是一条横贯城区东西的长街，是沙市的商业中心，往日里人来车往，川流不息，如今却因战乱萧条了许多。“饭后，天色还没有黑尽……看到有两三家类似荒货店又类似骨董店的铺面，并没有关门，那却诱起了我自己的一个野心一一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样并不能算是头等的通都大邑的口岸上，说不定会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埋藏着，待我发掘的？假使有个把殷、周的古器，那才是新大陆呢”（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1927年国共分裂后，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后他去南昌与朱德、周恩来、贺龙等组织了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被蒋介石通缉，便于1928年逃往日本避难。郭沫若在流亡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和金文，1930年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沫若在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他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为“甲骨四堂”。

郭沫若进店后看得十分仔细，但却没有发现他希望看到的殷、周古器，只有一面汉镜和一对小铜花钵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发现那对铜花钵上各有一条龙和一个太阳，底上铸篆体“内用”二字。他猜想这应该是三五百年前的旧物，且属于明王朝的皇室用品，很可能是李自成的队伍南窜时丢下的。朱畅九和黄馨陔是熟悉地方史的人，知道在明崇祯年间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队伍曾来过沙市，清《荆州府志》、《荆变纪略》对此有记载，因而都觉得郭沫若说得有道理。郭沫若后来花两块钱买下了镜子和花钵，只当是来沙市一趟的纪念。

当天夜晚，刘明凡将郭沫若安排在聚兴诚银行楼上住宿。刘明凡告诉郭沫若：周恩来副部长前几天也是住在这里，他来的那天下着大雨，周副部长浑身是泥，显得疲惫不堪。招待他吃了饭后，用门板搁了张床，他和衣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南下了。

第二天清早，郭沫若去沙市总站找到冯乃超，他们在经过一座有岗哨的院子时，郭沫若见里边聚集着一大群乞丐样的人，便好奇地进去看了看。“疑似乞丐的那一大群人，实际上并不是乞丐，而是一批比乞丐还不如的壮丁。那真是一个惨目的光景！那些壮丁们在每一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卫生衣，不用说是暑天穿上的，本来的白色已经变得和泥土一样了。大框小洞，带片披襟，甚至有的一边袖筒短了一截，大多数是没有穿裤子的，头发和胡子至少有三个月没有剃。每一个人都在冷得发抖，周身的皮肤在土色的质地中蓝一处、紫一处的显些不规则的斑痕。有的人看来连站都站不牢了，有的挤着坐在一团，也有极少数倔强的人在行动着，地上略略有些稀疏的稻草”（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郭沫若问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到这多久了，一天吃几顿饭，是什么人在管他们。但被问的人只是冷漠地看着他，谁也不出声。“我恐怖起来，那每一个人的眼睛中的冷焰，似乎随时都可以爆发。我不寒而栗了”（引自郭沫若《洪波曲》）。随后郭沫若才从站岗士兵那了解到这些人都是从四川送来的，正在这里等待战区派来的人编队。

郭沫若见到冯乃超和刘明凡后，将刚才见到的情景对他俩说了，并嘱咐刘明凡马上去调查一下，将情况向上边报告，以设法干涉一下，尽早改善这些壮丁的悲惨状况。交代完这些后，郭沫若和胡愈之上了冯乃超的卡车，而后直奔沙市码头，从那里渡江去了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