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后期江汉平原开始引种棉花，到明初才开始大面积地种植。所产棉花除了供本地纺织作坊织土布外，大部分都通过沙市码头水运销往外地。1912年沙市输出棉花8000担，占全国棉花输出总量的0.68%，而到1926年输出棉花已高达65.3万担，占全国棉花输出总量的20.09%。沙市既是江汉平原的物资集散地，也是全国棉商的主要采购地，重庆、汉口、上海等地的大纺织厂都在沙市设有棉花采购站，本地经营棉花的花行更是不计其数。
 

沙市打包厂的地契
 

早期从沙市码头外运的棉花都是用麻袋包装，一包约200多斤，像座小山一样地堆在木帆船上。在船的首尾之间系着缆绳，连成一列长长的船队，由拖轮运往汉口等地销售。民国初期，沙市富商童月江买下美国人在沙市开的捷江轮船公司，主要就是做棉花外运生意。

 

棉花散花装包体量大，多占船舱空间不说，遇上风浪很容易引起散包和翻船，所以“水脚钱”（运输费）一直居高不下。如何将花包压实增加运量，减少“水脚钱”，一直是困扰棉商们的难题，直到1926年，一个叫刘季五的人才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沙市打包厂的设计图纸

 

刘季五，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武昌人。据说他的祖上本姓陈，原是苏州人，后因参加太平军为清朝廷通缉，避难到武昌后被一刘姓人家收留才改的姓。他的祖上利用打仗弄来的浮财做生意，后成为武昌城的首富。刘季五兄弟五个，且都有留洋受教育的经历。刘季五去的是日本，回国时还带了个日本老婆。他这人不赌不抽不嫖，一门心思只想做生意，于是主事的二哥便将家族的生意都交给他打理，他也的确也没辜负托付，善于理财的他在地产、棉纺、医药等行业都干得风声水起。

 

1919年，刘季五与黄帮商人程栋臣打算在汉口建一座打包厂。他们看中的地皮在鄱阳街，这里是英租界，按当时租界的规定这里只准外商设企业，不准华商办工厂。为了规避这条规定，刘季五便找到做贸易时结识的朋友马克帮忙。马克是英国安利洋行的大班，经他牵线该行投资部分股金，组建了英商汉口打包有限公司，即汉口利华打包厂，公司在香港注册。
 

沙市打包厂的南楼

 

由于刘季五经营有方，汉口利华打包厂的利润年年增加，于是刘季五便打算扩大生产规模，异地再建一个新厂。1926年，刘季五看中了棉花聚散地的沙市，决定在那里设个分公司，新建一座沙市打包厂。这家分公司设立时募集到资本金100万两白银，分成10万股，其中刘季五占总股份的65%，程栋臣占20%，江西帮胡家占5%，安利洋行则占10%。

 

荆江大堤外的沙市海关后面有两块义地，是沙市商会用来埋无主尸骨用的，在这里埋骨可在涨水时让尸骨随流而去，空出位置好再使用。沙市商会早有卖这两块地的打算，恰巧刘季五选择建厂地址时看中了这个地方，因为这里背靠荆江大堤上的堤街，前面是沙市海关，又面临着大江，既方便花包外运，又便于棉商们交税。

沙市打包厂的南北二楼

 

1926年11月，沙市商会、沙市保卫团和培义堂将这两块地以2.36万块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刘季五,由沙市商会的汪润之、沙市保卫团的熊步云等人以中证人身份在卖契上签了字。卖契上特别注明了一条：此地不可转卖给外国人。

 

厂房设计由上海一家洋行设计事务所完成，称作北楼的主厂房临堤而建，高四层，长92米，宽31米，梁、柱、楼梯和整板基础都用钢筋混凝土现浇；同时配套设计了办事房、打包修理、原动车间、物料仓库等。工程由汉口明巽营造厂承包施工，一个叫罗伯特的法国工程师负责监工。工程使用的钢筋、水泥和红砖等都从汉口运来，粗砂和卵石虽取自本地，但都送到上海做过合格检验。1927年北楼工程动工，至1929年10月建成投产。
 

沙市打包厂的机器房

 

沙市打包厂开业后生意出奇的好，堆花的仓库不够用，几年后黄帮棉商便与沙市棉商郑哲丞商量，想在主厂房东边的玉和坪再建一座打包厂，想把时任沙市打包厂副经理的袁立初弄过去当经理。刘季五的外甥金式如当时在厂里当部门头佬，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打电报告诉了舅舅，刘季五当即乘水上飞机从汉口飞到沙市，他找到郑哲丞等人劝他们不要另建厂房，并答应马上在主厂房的南边再建一座楼。1936年，高四层，长106米，宽23米的南楼建成。这两座厂房虽建在河滩上，但却建得高大坚固，1935年7月荆沙发大水时，许多人都跑到这里来躲水，以至每间库房的日租金涨到6块大洋还供不应求。

 

沙市打包厂的主要设备都是从国外购买，计有千吨液压打包机、卧式八缸水压泵辅机、柴油引擎机等；在消防方面，楼顶上建有水塔，每间库房顶上都装有灭火喷淋水管；层楼之间安置有花包运输管道，办事房底层还建有金库。像设施如此先进完备的工厂，也只有上海、汉口、重庆这样的大城市才有。
 

沙市打包厂的中英文货运单

 

由于厂里设施先进，管理严格，因而打包主业发展很快。1929年打包棉花量为15万担（海关秤），到1930年则猛增到34万担。打一个机夹可获净利6块大洋，一天可打四五百包，开动打包机简直就像是开动了印钞机一样。厂里除了打包外,还经营货物堆放、代办保险、代办棉业运输等业务，刘季五等人当然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建汉口利华打包厂时，安利洋行持有880股，只占股本的1.76%，而且是用外购设备时的佣金充抵的资本，但由于是在英租界办厂，经理便由英方派人但任，人事、财务等也都是由英方管理。沙市打包厂开业后照搬了利华打包厂的管理模式，经理由英国人普瑞士担任，他一直干到1936年回国。接替他的也是个英国人，名叫麦凯，他干到1947年才回国。
 

沙市打包厂的办事房(经理楼)

 

厂里的机器房、巡捕房等重要部门也都是由英国人当头，中方副经理先是袁立初，后是胡辅仁，管帐房的是向新三和金振声。金式如虽有他舅舅做靠山，但也只是负责客号联络等事务，他手下的程明轩和程荣杰俩兄弟是负责榨工、起下、转包和抖花的头佬。

 

厂里设有中、英两个账房，中方负责收打包费，但支出必需有英方的签字。普瑞士每月给中方账房划1000两银子作办公经费，机器房和巡捕房的开支由英方直接掌握，头佬们的收入则在各部门的干股中提成。
 

英籍经理的住宅

 

每年入秋后棉花便陆续进厂，进花时工厂的大门口人来车往，一车车散花进去，又一车车机夹包出来，而后在江边的专用码头装船运走。沙市打包厂开业后不久，童月江经营的拖轮公司便停运了。从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元月为打包的旺季；二、三、四、九月为平季；五、六、七、八月为淡季。打包厂为了节省劳资，随着生产的淡旺期实行不同的雇工制度，平时固定工只有百余人，到旺季时约有二三千人在厂，其中大部分是“飞工”。每天清晨，巡捕在大门口对男工发一种4寸长、2寸宽、上面烙有火印的竹牌子，也称“飞子”，谁抢到谁就有工做；女工和童工等大门开后，一窝蜂地跑进车间抢筛子和篓子，抢先拿到的就可以上工，抢不到的就白起了早床。男工一天的工钱为3角钱左右，女工的工钱只有男工的70%。工人们每天要在噪音和尘雾里劳作12个小时，劳作十分辛苦。

 

沙市打包厂是荆沙的第一大工厂，因而厂方很注重跟地方当局搞好关系。工厂办事房在大门的左侧，是一幢三层小洋楼，上挂着中英两面旗帜。普瑞士经理的办公室设在二楼，里面铺着红漆地板，安装有大壁炉。1932年冬，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率部到荆沙驻防后，普瑞士就常邀徐来办公室喝洋酒，打麻将，有时还请沙市当红汉剧老生钟某作陪。在徐源泉组建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搞市政建设时，厂里还派袁立初副经理出任了该会的执行委员，帮助该会在棉号业弄了不少的捐款，沙市中山公园内的儿童乐园就是袁立初筹款捐建的。
 

沙市打包厂专用码头上的花包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汉口利华打包厂被日军占据，原由该厂向沙市打包厂提供的打包铁皮、麻布、柴油等顿时断货。为了维持生产，厂里的职员想了不少土办法，例如用麻绳代替打包铁皮、用本地土布代替麻布、用植物油代替柴油等，这些土办法不仅实用，而且还省钱。

 

在维持生产的同时，厂里还对从外地逃来的难民伸出援助之手。许多难民打算途经这里逃往重庆，这些人要吃要住，于是厂里便敞开大门接纳他们，每间仓库都挤得满满的，高峰时居然达到2万多人。为避免日机轰炸，麦凯经理让人在厂房的屋顶上划出巨大的米字旗符号。他尽力地保护了难民，自己却被日军关进了监狱，在那里受尽折磨，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放出。
 

沙市打包厂工会会员证章

 

荆沙沦陷期间，沙市打包厂成了日军堆放军用物资的仓库，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这里又成了许多日本官兵断魂的场所，曾有不少日本官兵跑到主厂房的屋顶上跳楼或切腹自杀。日本人投降后，被释放的麦凯经理和从襄阳赶回的金式如等人重新接管了沙市打包厂。

 

1947年安利洋行在经营方面出了问题，刘季五借机向英国人提出回购股权的要求。开始英方不同意，但刘季五多次去上海安利洋行总部找他们谈判，最终安利洋行的人磨不过他，便以高出市场的价格让出了股份。后刘季五将回购的股权分给了股东，撤销了该公司在香港的注册，改设为中国公司，并让金式如当了沙市打包厂的经理。
 

沙市打包厂的部分职员

 

有人说刘季五的这种办事风格很像他母亲。有一年刘母生病，派人到武昌的杨寿丰药店抓药，当时该店的老板杨文川正忙着。去抓药的人便催他快点，杨不耐烦地甩出一句话：要快你们刘家自己去开家药店。抓药的人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刘母，刘母听后淡淡一笑说：那就开一家吧。刘家请来武汉有名的药剂师陈海山，真就在杨寿丰药店旁开了家药店。刘家财力雄厚，开店后连续两个礼拜降价售药，最后逼得杨寿丰药店不得不关门歇业。

 

（本篇选自作者正在编著的《民国荆沙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