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俊

1946年农历五月的一天，沙市老天宝银楼老板童佳椿突然病逝，消息传出，认识他的人都不免叹息。因为他才四十六岁，况且抗战胜利后才从万县回沙市，正在修复被日军损坏的银楼，人们还在等着他的银楼开张。 

在荆沙一带，卖金银首饰的店称作“银楼”，沙市银楼主要分布在中山马路上。开银楼的有江浙人、江西人和本地人。江西人开的老同丰银楼不大，本地人开的新天宝、老宝庆、天宝成银楼更小，而大银楼，如老同震、老天宝、老丹凤、老万年等，都是由江浙人所开，其中老天宝银楼是最大的一家。

民国时的老天宝银楼的金锭

童佳椿，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宁波庄桥镇人。童家在庄桥是望族，当地有“童姚马泾张，银子好打墙”之说。童父是秀才出身，科举制度废除后，童父在家中设私塾，悉心培养了四个儿子。儿子们成人后，老大童佳新在家守袓业，老二童佳昌在沙市开医院，老三童佳椿在沙市开银楼，老四童佳亮则在沙市当医生，个个都挺有出息。

清末时，宁波人童澄海分别在宜昌、沙市开了老同震银楼。当时的老同震建在青石大街（中山马路西段），是一座西式门面建筑。银楼的花色品种多，生意很不错，来这里学徒的人不少。当时童佳椿跟童澄海是族人，在十三岁那年便到这家银楼学徒。

童佳椿先是在店里跑腿，之后掌柜的见他勤快机灵，就派他去外头收账，不久又让他在柜上开票。干了十多年后，他将开银楼的窍门摸得一清二楚，待自己有些积蓄后，他让在沙市开复合中医诊所（原沙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的二哥凑了点钱，于1927年在管家牌楼（九十铺与中山马路交会处）开了家小银楼，

开银楼得有一定资本，开业时的童家椿手头资金却不多。这时，当律师的舅父指点他：由于老同震银楼忽视注册，新开的银楼可注册成“同震”，待老东家上门理论时再与他谈条件。当时老同震已名声在外，荆沙乃至周边县的人逢有婚娶，都喜欢去那里挑首饰。果然，童澄海在得知此事后心中不安，便派人找童家椿讲理，之后又说好话，并出三千大洋买回了“同震”注册名。事后，童佳椿将银楼改名为“老天宝”（椿记），取物华天宝之意。

做首饰生意是一件冒风险的事，特别是在进金货时最易出事。有一次，童佳椿托轮船上的一个茶房从上海捎带金货回沙市，那知半途中，上海裘天宝的小老板谋杀了那个茶房，将金货全部劫走。为追查金货下落，童让弟弟童家亮赶到上海，后在一个苏州律师的帮助下，从裘天宝小老板家中的米缸里找回金货。尽管追回了失物，但为此花费却不少。

1934年，童佳椿碰上一件难事。那一年，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修中山马路，老天宝银楼被划入拆迁红线范围。按当时规定，拆迁房屋一律不予赔偿，但允许在新路边划地重建。童佳椿算了一笔账：一拆一建需四百两黄金，为筹到这笔钱，童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他发现每月初一和十五，有不少农民结伴到章华寺、菩提寺、太晖观、开元观等处上香，若能将他们吸引到老天宝来购货，那收益一定可观。于是，他让人印了一批小广告单，派伙计到各寺观门口散发。这一招果然灵，一些农民们见了广告单，上完香后就直奔老天宝而来，童佳椿也因此解决了建楼资金问题。

民国时的老天宝银楼广告单

新老天宝银楼建在老同震银楼的斜对面，与徐万源匹头店相邻，由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的王信伯工程师设计，为一座西式三层楼房，有券拱门窗、悬挑凉台、多立克式立柱；顶层还建有一座露台，一座小塔楼和两座小凉亭，建成后是中山马路上最洋派的一座楼房。

建楼之前，童佳椿与二哥曾在夜间跑到老同震门前，用步子丈量门面宽度，要求王工程设计时，让老天宝的门宽超过老同震。王工程师与童家兄弟是同乡，尽量地满足了哥俩心愿。老天宝银楼建好后，童拨出两间给王工程师作婚房，王的小儿子就是在楼里出生的。

老天宝银楼以制作和销售金银首饰为主，兼营其它礼品及珠翠钻宝。在银楼开张的前三天，童佳椿租了一台发电机发电，入夜店内灯火通明。开张的当天，天还没亮顾客便拥挤在门前。是日成交金饰数百件，黄金近百两，可谓是鸿运当头，开门大吉。 

老天宝银楼与许多店铺一样，都是前店经营，后屋生产。其工艺流程分为两种：一种是将整块金银溶化后，倒入模具做成首饰；二种是将旧金银器溶化，加硫酸去杂质后再做成首饰。银楼里的常备周转金一般在三百两左右。

荆沙人爱赶时髦，喜欢苏杭和上海的新款首饰。为迎合当地人的需要，童家椿常让外地老乡稍带新品过来，而后让师傅照葫芦画瓢去做，或是琢磨着做些改进，以打造本银楼的牌子货。银楼首饰的花色品种一般有几十种，其中镶玉头簪、纯金西装别针、六方圆手镯等，因款式新颖、做工精良、包退包换，成为荆沙乃至鄂中南一带的畅销货。

做首饰来不得虚假，童佳椿为了保牌子，十分注重把好进货与出货两道关。银楼备有一付约十两黄金重的“考金牌”，这付牌由一百根试金小棒组成，其中七十根由金银混制，称作“青牌”；另三十根由金子和紫铜混制，又称作“混牌”。进金货时，师傅先用考金石检测，而后再用不同试金小棒对比成色，以判断含金量；出金货时，师傅都需在自己做的金货首饰上打“沙市戍老天宝银楼春上上足赤君”印记，其中“沙市”是地名，“戍”是本银楼开业那年的地支，“春”是童家椿的略写，“上上足赤”是金饰成色，“君”是制作师傅姓名。在银货上则只打“沙市老天宝”。由于进货时严防了假货混入，出货时又分清了各自责任，因而老天宝银楼的信誉一直都很好。当地人说：“哪怕是块铜皮，只要打上老天宝的硬印，拿到典当里都可当到钱。”

童佳椿当过开票伙计，对价格的变化特别敏感。他订阅《长江商务报》《新沙市报》，关注当日金价，同时与各银行、洋行，乃至外地银楼保持联系，因而总能对金银价格变化及时做出反应。价位低时便大量进货，价位高时则大量抛货，这一进一出，肥水便流进了他的腰包里。

童佳椿和当地银行的人打交道时，注意给对方一些好处，放春风收夜雨，这些人有时会将一些经济情报透露给他作回报，让他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对金融实行管制，在严禁私人经营黄金时，又指示中央、交通等四大银行分支机构，以国府的名义大量收购黄金。正在这时，中央银行宜昌分支机构一个童的熟人找到他，委托他以该分支机构的名义代收本地黄金，并许诺给他10%的手续费。童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发财机会，在别人都慌着逃往四川时，他却冒险干到荆沙沦陷之前才罢手，仅这笔买卖他就大赚了一把。

1960年，中山路上的老天宝银楼（图片由谭文提供）

1940年6月荆沙沦陷之前，童佳椿逃到四川万县避难。他在那里先是开了家小百货店维持生计，1943又与人合伙在万县二马路开了家老天宝银楼。抗战后期，童看准小日本灭亡的日子不会太远，于是盯住中央银行发行的黄金储蓄券，以两万元（相当于100块银元）购一张黄金储蓄券（相当于一两黄金）的价格，买了不少黄金储蓄券。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他买的那些黄金储蓄券可兑换三百六十多两黄金，童也因此发了一笔大财。

老天宝银楼的师傅和伙计，都是童佳椿一手挑选的，大部分人是他的同乡。他给这些人的报酬，每月为十元至十八元不等。在年终结算时，还会将盘余的金子按17%的比例提出兑成银元，而后再按经理、师傅与伙计的等级分红。童从不亏待银楼的员工，员工们对童也是忠心不二。抗战期间，童在万县开小百货店时，由于生意不好，一时开不出员工薪水，但却无一人离开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童佳椿派汤利山经理到重庆兑换了手中的黄金储蓄券，而后匆匆赶回沙市，准备将老天宝银楼整修后重新开业。由于数月内日夜操劳，他在次年初便一病不起，尽管有当医生的二嫂和四弟悉心照顾，最终他还是不治身亡。

童家椿去世后，老天宝银楼由四弟童家亮接手，在童家兄弟中只有童佳亮读过大学。1927年夏，在上海南洋医科大学读书的童佳亮，因参加农运活动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抓捕，后在杜公馆总管杨焕笙和日本籍顿宫宽校长的营救下出狱，并乘日本“当阳丸”轮逃到沙市，在二哥童佳昌家避难。

童佳亮本想在沙市躲几天，待风声过后再回上海完成学业。但险恶的局势让他不能再回去，在二哥的劝说下，他便留在复合医院当了外科医生。1935年二哥穾然病故，二嫂年纪尚轻，挑不起医院这付重担，于是童佳亮当上了院长。在三哥去世后，童佳亮又不得不当银楼的老板。

童佳亮既任院长又当老板，一身二用实在让他疲惫不堪，于是便有了关掉老天宝银楼的打算。1949年初，荆沙时局更加动荡，银楼生意也一天比一天难做。这年初春，沙市发生了老同庆银楼抢劫案，童再也无心将银楼继续经营下去。1949年8月，童关闭了老天宝银楼，在大堂里开了一家中西大药房。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876—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