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有“四大行”和“五小行”之说。“四大行”是指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这些行有货币发行权，是国家掌握金融的重要工具。而“五小行”则是指金城、盐业、四明、大陆和聚兴诚银行，这些行由财团或家族创办，只对某些地区或行业具有影响力。“五小行”多为江浙人创办，由四川人办的只有聚兴诚银行。

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自古便是大西南的水陆码头。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开埠后，这里的商贸业逐渐繁盛，工矿业也随之兴起。原有的票号和钱庄不适应发展需求，一些外地银行和外资银行便纷纷到重庆开业。在这种背景下，重庆聚兴诚商号老板杨文光创办了聚兴诚银行。

1913年，杨文光的二儿子扬希仲留学归来。喝过洋墨水的他劝父亲效仿日本三井家庭财团，开办一家以家族人脉和财力为主的银行。杨文光听了儿子的话，便在1914年将成立聚兴诚银行的申请呈报北京政府立案注册，次年获得了批准。

1915年3月26日，聚兴诚银行股份两合公司（指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公司，1937年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在重庆裕丰泰来巷开业。杨希仲任公司总经理，三弟杨粲三任协理，杨文光只担任银行事务委员会主席。为显示兄弟之间的精诚合作，他们还特地取了个英文行名：“YOUNG BROTHER BANKCORDORATION”，意思是杨氏兄弟银行公司。该行总股本金为一百万银元，开业时实收四十万元，余额准备用公司赢利补足。

聚兴诚银行开办时，北京当局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兴办实业的法令，因而工商业发展较快。杨氏兄弟抓住这个时机，采取“立足西南，面向全国”的发展策略，相继在上海、汉口、香港、台湾等地开设分行或办事处，其中就包括在沙市设立分支机构。

聚兴诚银行在湖北设有四家分支机构：汉口是分行，宜昌、老河口和沙市是办事处。宜昌是烟土与川盐出口枢纽，老河口是鄂、豫、陕中药材交易地，而沙市则是江汉平原物资集散地。前两个地方设的机构较稳定，在沙市设的机构则经历了“两进一出”：首次进入是在1915年4月，当时主要做棉花采购资金汇兑业务，后因军阀连连混战，生意十分清淡，只经营了六年便撤回了；再次进入是在1925年2月，先是在沙市开设了汇兑所，到1929年升级为聚兴诚银行沙市办事处（简称沙办处）。这次来后便没有再走，因为碰上了两个好时机：

第一个是在1929年，驻荆沙的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范石生见一些钱庄和典当行乱发“市票”，导致金融市场混乱，为其筹办军饷带来麻烦，于是下令抓了一些老板，迫使他们用硬通货兑回市票。如此便造成一些钱庄和典当行的倒闭，但却为沙办处提供了做大的机会；第二个是在1933年，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行“新沙市市政建设计划”，为保证建设资金来源，该会将沙市交通银行行长沈青山、沙市上海银行行长晋汝金、湖北省银行沙市分行行长朱汝民和沙办处主任戴彦容推选为执行委员。

戴彦容主任留影

戴彦容是四川綦县人，在聚兴诚银行从练习生一直做到高级职员，因为人品良好，办事稳重，深受杨粲三的赏识，在1929年便派他出任沙办处主任。戴到沙市后，很快通过四川老乡童月江与荆沙商界的何瑞麟、廖如川、汪润之、刘子贤、金荣甫等人建立了关系，并很快打开经营局面。

1924年冬，杨希仲因哈尔滨等分行的问题服毒自杀，杨粲三接任了总经理。他信奉“与天下同其欲，与万物同其利”之道，上台后提出“便利社会，服务人群”的经营宗旨。戴彦容对此心领神会，在1932年，他宣布将当地钱庄惯用的“关息制”改为“日息制”；过去，逢月半、月底为一个比期，在比期内用款还款不计利息，但过比期一天存欠则须认半月利息。改为“日息制”后，则可按存入支出的日数来计算利息，这么一改，由于有利于客户，因而很快吸纳了大批存蓄，沙办处的业务量一下超过了本地同行。

沙市中山大马路是一条横贯城区的主街，1934年初步建成后，沙市一等邮局楼、老同震银楼、老天宝银楼、老丹凤银楼等，纷纷在路边买地盖楼。沙办处为显示聚兴诚银行实力，也申请重庆总行拨款，请沙市市政整理委员会的王信伯工程师，在马路北边建了一座楼。楼高三层，砖混结构，外墙用德国机制红砖，门楣上“聚兴诚银行”几字镀银，显得十分豪华气派。1938年，戴颜容带着职员从大湾租赁房搬进这座新楼，他还在梅台巷租下一座大宅院安顿家眷，这让其他银行的人都羡慕不已。

民国时的聚兴诚沙市银行楼

沙办处除办公条件优越外，职员收入也相当可观。处里的人都由重庆总行选派，主任月薪一百块，副主任九十块。一般职员起薪四十块，最高达七十块。练习生入行第一年月薪二十五块，三年满师后每年按五块标准递增，逢年过节还有红包发。

聚兴诚银行除经营金融业务外，还兼营商号、外贸和航运货物运输等业务，总之是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沙办处设立之初，曾为民生轮船公司代揽客货运业务，同时还替北美洲水火保险公司招揽保险业务；1933年为开展押款、汇款业务又搞了仓储，先后在川主宫、大慈街、赶马台、禹王宫等处建有堆栈，储存川糖、川盐和粮食。多种经营带来了丰厚收益，沙办处曾因此多次受到重庆总行嘉奖。

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人们最看重银行信用。为此，沙办处平时将活期存款准备金保持在20%以上，以随时应付储户提款；在经营期票贴现上从不贪多求利，因为这类业务获利虽高，但风险性也大，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因而戴彦容平时没八九成把握，便决不做此类生意。正是因为戴的稳健经营，沙办处在当地一直享有良好信誉。

按当时的银行法令，银行可以对某些有价证券不实行挂失，但沙办处并不死守这个规矩。有时储户的存折丢了，只要能提供担保人，沙办处便会帮其查账兑现。1947年一天，有个年轻人到沙办处称：其父在抗战前曾将一笔钱存入该处，但存折在逃难时丢了。其父在临终前说过此事，但说不清可供查询的线索，如今他抱着侥幸来问一问，看是否还能查到这笔存款。这事假如发生在其它行，十有八九会遭拒绝，但沙办处没有敷衍此事，戴彦容让人翻箱倒柜查老底子，最后终于帮他找到这笔存款，那个年轻人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类似这样的事还有不少，这些都为沙办处带来了极好的名声。

聚兴诚银行注重对地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因而沙办处每到年底都要向重庆总行汇报当年经营业绩情况，以及对来年荆沙金融市场发展趋势的预测。由于他们的基础工作做得扎实，因而总能受到重庆总行的支持。1948年，在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金圆券时，由于沙办处早已预测经营金圆券行情不好，便在总行支持下大量购买黄金和美元公债，结果不但避免了金圆券贬值风险，而且还因此大赚了一笔。

1946年，沙办处开出的票具

戴彦容平时行事谨慎，但在关键时刻也敢果断出手。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戴带着沙办处的人从重庆返回荆沙，并于1946年1月1日恢复营业。他在盘点上半年结算时发现经营略有亏损，究其原因，发现是有黑市钱庄在搞鬼，他于是果断用高息吸揽了两亿元存款，同时在下半年又扩大放贷规模。如此一来，在年底当地各银行普遍感到库存资金不足时，沙办处的存贷资金却绰绰有余，不仅实现了年底扭亏，还赚了五千多万元。

1948年初，国共交战的战火逼近荆沙，沙办处被重庆总行列为营业机动区华中五行之一。在这个非常时期，戴彦容采取以汇兑为中心，用汇兑争取收交以吸引游资及不收军政界高息存款，力避“未得其益，反受其累”等经营策略，如此经营坚持到年底，沙办处的收益竟高达二十多万元。

1949年2月6日，荆沙军事当局下达紧急疏散令，荆沙的几家大银行纷纷撤离。此时戴彦容见经营汇款生意有利可图，便着重揽做这方面业务，在短短数月内办理向上海、汉口、万县等地汇款四十多笔，大赚了一笔交汇手续费。

1949年初，荆沙之地因时局吃紧，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鉴于形势严峻，重庆总行指示各分行及办事处暂停承兑业务。但此时民生轮船公司向沙办处提出承兑六千多万元的请求，戴彦容二话没说便指使手下人为其办理。由于此举未向重庆总行事先报核，因而戴受到总行指责，而事后民生轮船公司为感谢戴的雪中送炭之举，便主动提出为聚兴诚银行提供货物运输方便。重庆总行此时正急需民生轮船公司帮助，于是便改变态度，指示沙办处与该公司积极接洽，以助其办理承兑业务来换取货物运输便利，一举化解了重庆总行无船运货的难题。

1949年5月，荆沙的局势更加紧张，戴彦容感到已无法再继续经营下去，于是在这月的22日，报经重庆总行批准后，带着沙办处的全体留守人员撤到宜昌去了。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876――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