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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如何缓解类似突发公共事件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如何增强城市韧性？
6月15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夏季论坛举行的“重塑韧性城市：疫情应对与发展反思”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展开了探讨——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对城市建设和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以疫情为鉴，应如何缓解类似突发公共事件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如何增强城市韧性？
6月15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夏季论坛举行的“重塑韧性城市：疫情应对与发展反思”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对这一话题展开了探讨。
疫情暴露城市短板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转型阶段，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而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把我们过去40年城市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如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等短板暴露得比较充分。
王凯分析认为，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城市问题，首先是公共医疗资源短缺，结构不合理，难以应对大规模的疫情暴发。以武汉为例，虽然其千人医疗床位数、万人三甲医院数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总体上医疗设施特别是隔离医院不足。此外，主要优质医疗设施布局不合理，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基层卫生设施数量严重不足，普遍缺乏发热门诊，万人门诊数量远低于新加坡、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疫情时期造成综合医院就诊压力巨大，加重了交叉感染率。其次是基层治理能力弱、水平低，社区规模过大、社区服务人员不足。
从疫情反映出的城市潜在问题看，王凯表示，过去20年里各地大规模建设了一批高密度、超高层住宅区，人居环境品质欠佳。老旧小区现存规模大，涉及人口多、任务重。城市各级健康空间缺失，特别是对老年人、儿童活动空间的建设重视不够，绿地与公共空间缺乏在灾时的综合利用举措。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来看，当前城市建设的短板在健康、安全和基层民生的保障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更加关注韧性城市，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安全、健康、宜居的城市人居环境。”王凯说。
城市人口的高密度和高流动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疫情蔓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志云认为，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城市化加剧了新发传染病发生危险。城市化导致人群来源复杂，环境变化大，城市环境中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也会发生剧烈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会显著影响病毒的传播扩散。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李扬表示，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城市发展应坚持以人为中心、以科学为依据，同时必须摒弃城乡分割的发展思路，在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统筹发展。在后疫情时期，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大有可为。
发挥“新基建”作用
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表现亮眼。
原建设部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汪光焘认为，通信大数据对于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十分重要。疫情让人们由定时定点的工作转向弹性工作制，这对疫情后产生新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汪光焘认为，“新基建”是撬动新兴产业的重要支点，也是稳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发力数字“新基建”，可以助力复工复产达产达效，培育经济高效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让基础设施红利更好地造福社会。
“未来，城市问题以及交通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必然要依靠智慧化、精准化、合作化、一体化的治理手段。”汪光焘说。
汪光焘认为，国家现代化水平取决于城市现代化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必然选择信息化为基础，信息化驱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智慧化可以降低城市突发性事件的风险，增强灾中、灾后的应对措施、应急预案和适应能力。要重视韧性城市建设，借助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预测并尽可能避免灾害带来的影响。
王凯认为，城市需要实现绿色转型。贯彻绿色、韧性、健康理念，通过新基建促进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以海绵城市、生态绿隔、景观林地为主的绿色基础设施成为城市抵御各类灾害的缓冲器和人民健康生活的安全载体；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基础设施，推动城市更加安全、高效地运营，并提供更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与服务。
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汪光焘认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实现三个转变：在城市治理方面，要由过去政府主导的城市管理转向“政府—社会法人—公众”协同治理，实现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城市发展方面，要由过去注重城市拓展性发展转向依靠科技支撑，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由过去注重城市经济发展转向增强社区建设，更加突出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建设新型城市要把握好三个新：理念上要新，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机制上要新，更加注重统筹协调；监管上要新，更加注重安全可控。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冲击，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城市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认为，城市的发展壮大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要协调推进，但不能本末倒置，把城市建设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不能够脱离经济发展的潜能、吸收人口的潜能来盲目地进行城市建设。但城市发展又不能仅仅是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应该实现经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三个发展”的均衡。
在杨伟民看来，城市治理是为了市民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包括但不限于营商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公平性、公共服务的均等性、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可保障性、住房的可获得性、基础设施的便捷性、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性、自然灾害的预见性、市民权益保障的公平性等。总之，城市治理的目标不是单一的，城市治理应该把握多目标的平衡。
“城市治理不同于城市管理，城市治理的方式应该主要是协商、协调、合作。”杨伟民表示。
“公共卫生决策决胜在基层。”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在介绍深圳疫情防控经验时表示，深圳拥有704个社区健康卫生中心，与三甲医院构成了管理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形成了全市“一盘棋”的医疗信息化平台，在疫情中预警及时、响应到位，为阻断病毒传播、维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凯认为，在城市基层服务补短板方面，要健全涵盖公共卫生、公共服务的设施服务体系。城市功能区层面，切实提高主要公共设施的服务覆盖率和服务水平；基层单元层面，以“完整居住社区”为基本单元，构筑“一老一小”的活动范围完善近距离的社区服务，涵盖文化、教育、医疗、体育、养老、商业六类基本服务设施。在基层治理补漏洞方面，加强基层社区治理、基层公共空间建设，建设健康社区。
